内容提要: 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文进而通过对于两方意见的深入剖析，借助法律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人肉搜索问题的法律辩论背后的两种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的实质冲突：一方依据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来反对人肉搜索，另一方(本文称之为“中国网民文化”)则认为人肉搜索涉及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两种实质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肉搜索规制的根本困境。

　　人肉搜索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再到2008年的“天价头”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人肉搜索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人肉搜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报道。[1]随着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姜岩案的出现，人肉搜索标志性地成为了一个法律事件。[2]

　　人肉搜索既是对被搜索人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是对被搜索人行为的惩罚。当前中国的人肉搜索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涉及搜索官员以及公众人物，这一类型的案件以南京“九五至尊案”为代表。第二类事关社会道德问题，此类人肉搜索一般是网民对于侵犯其道德情感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搜索和谴责的行为。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挑战社会的特定群体的人肉搜索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虐猫事件侵犯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德情感。在虐猫事件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行为高度一致，紧追不舍。第二种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的主体类型：性道德和婚姻道德问题。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此类人肉搜索以上文提到的王菲姜岩案为最典型案例。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此类人肉搜索问题。

　　从王菲姜岩案开始，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王菲姜岩案中，法院用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来处理涉及婚外情的人肉搜索问题。此后，人肉搜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司法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规制人肉搜索。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3]深圳政府据悉也正在酝酿类似的规制法案。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的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4]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互联网的出现只不过增进了人们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这种增进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物，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讯。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体现。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带来了两个后果：一、“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博客发表、好友添加等等都被互联网给记下了。二、“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所用，无论是用于赚钱，还是用于整人。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Gmail邮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可供日后检索的信息记录。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参与式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人们的交往成本，因此大大增加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化和扩大化。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各种社交网站的出现可以使人很快地与各方人士建立朋友关系，了解他们的资料、喜好以及其他信息。各种聊天工具的出现使得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络。博客可以使认识你和不认识你的人了解你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怕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使得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并且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因此，所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很快变为虚拟网络中的信息;虚拟网络中的信息也可以很快产生现实社会网络中的效应[6]。人肉搜索的出现是“网络社会在经历从网上到网下之后向前跨出的另一个重要的一步，即把现实社会的小圈子带到网络中，社会关系由网下走到网上”。[7]

　　正是以上两点使得人们古老的街谈巷议变成了新潮的人肉搜索。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说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搜索引擎。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这与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如谷歌类似;它是新的，因为它的原理不是几何学算法，而是反映在虚拟网络中的社会大众通力合作的信息搜集和消息传播。信息网络改变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自从时间开始以来，对于人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住是例外。但此平衡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所转移。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8]一方面，人们的线上活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社会网络关系传递到互联网上。从技术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一个人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你现在没有被“人肉搜索”只是因为你不够出名、或没做错事、或网民还对你不够感兴趣。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对于街谈巷议的推波助澜在婚姻和性道德问题中最为明显。此类问题构成了目前中国人肉搜索的典型类型和规制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王菲姜岩事件”当中，有婚外情行为的丈夫王菲在其妻子跳楼之后受到了网民的人肉搜索：其个人身份、工作信息乃至家庭住址很快被公诸网络，甚至其父母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也被网友公开。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对于王菲的内查外调和公判大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

　　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引起了人们对于规制的广泛讨论。在目前的讨论当中，隐私权是规制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这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个人隐私权。虽然在中国具体法律上，隐私权并未具有法律文本上的明确性，但作为一般的法律理念，隐私权被接受下来成为一种规则。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也已经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体现为民法当中的安宁权概念：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私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私人空间。“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

　　中国法院在王菲姜岩案件中首次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则适用于人肉搜索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且法院将隐私权应用到了网络环境中：考虑到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法院认为网上信息披露行为在将个人信息传播到互联网上，使得信息超出特定人的范围而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即构成隐私权侵犯行为。

　　但即使根据隐私权的逻辑，人肉搜索的行为也不能一概禁止。将人肉搜索放人隐私权的框架中进行处理之后，对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体信息就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处理。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前者的例子有个人的裸照、身体缺陷以及个人情感生活史等等;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人肉搜索不能一概禁止。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信息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显然不能与纯粹个人的信息相提并论。

　　此外，还要区分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和侵权阶段。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0]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隐私权同样是一项积极权利。隐私权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个人的权利;隐私权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因此，隐私权问题总是与言论自由问题相联系。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人肉搜索问题很容易被看做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涉及婚外情以及性道德的案件当中，被搜索方一般诉诸隐私权这一法律理由，搜索方似乎只能诉诸法律无法容纳的道德主张和伦理义愤。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这一理据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人肉搜索”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客观上能够对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败坏的人和事及其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是适当合理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关系，就简单地将“人肉搜索”纳人网络暴力盲目叫停。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如果说隐私权注重的是人类生活“私”的一面，那么言论自由权注重的则是人类生活“公”一面。两者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冲突在另一种意义上乃是“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和社会舆论当中，“公”与“私”的界定在不同类型的人肉搜索中出现了一定既有的模式。

　　在针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搜索事件中，法律上的处理已经达成共识。其核心乃是如下命题：公仆没有隐私权;公仆没有私生活。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根据张千帆教授的分析，“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 Times v. 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12]与此相类似，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其隐私权也适当地予以克减。比如很多影视明星，他/她们的隐私是娱乐新闻的焦点，甚至是自身出名的重要噱头。对于他/她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法律主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但以上总结的“公”与“私”问题上的共识在涉及社会道德、特别是婚姻和性道德的问题时远远未能达成。在这类问题上，“私”与“公”的区分模糊不清。对于诉诸隐私权的一方而言，婚外情的相关信息确乎是“私”事：一个人的恋爱和性生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对于诉诸言论自由的一方而言，婚外情乃是一种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行为，乃是“公”事;至少这种行为侵犯了很多人基本的道德情感。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比照美国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区分等级和门类的区别保护，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当中将涉及婚外情的道德言论纳人一种特殊的保护体制当中去。[13]

　　总而言之，将人肉搜索问题纳人公法框架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平衡目前已经初具规则;涉及平民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目前的平衡性处理未见端倪。在后面一种问题上，人肉搜索仍然处于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微妙界定和具体平衡的泥潭中。

　三、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发〔2003〕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局内各单位：

现将《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将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及时报告总局（人事司）。


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

基层税务部门是指直接负责税收征收管理（包括稽查等）和为纳税人服务的一线单位。加强基层建设是新时期做好税收工作的基础，是推进依法治税的关键环节，是加强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战略举措。为了把基层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特制定本纲要。

一、基层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1.基层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按照税收工作指导思想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管理基础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使基层税务部门真正成为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执法公正、服务规范的坚强集体，为增加国家税收，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基层建设的基本原则是：
（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织税收收入是税收工作的中心，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物质基础。基层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税收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对税收工作的要求，确保基层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促进税收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和税收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
（2）以人为本，强化管理。基层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理念，着眼于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养、教育和管理。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税收工作制度和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强化各项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力度。要围绕税务人员的全面发展，积极开展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激励人，塑造人，充分调动税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保证完成税收各项工作任务中，培养“四有”税务人才。
（3）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基层建设必须适应改革发展的要求，巩固已有成果，加强薄弱环节，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基层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不断增强基层建设的生机与活力，全面提升基层建设水平。
（4）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基层建设各项工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在基层建设中，尤其是在规范机构设置、调整业务流程时，要注意周密安排，做好思想工作，提高效率，又要保持队伍稳定。基层建设必须立足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切忌搞形式主义。必须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讲求实效，防止“一刀切”的现象。

二、基层建设的主要内容
3．领导班子建设。以提高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和抵御腐蚀能力为重点，加强基层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推行领导干部竞争上岗，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配备好基层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加大基层领导干部交流轮岗力度,注重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优化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和专业知识结构，充实基层单位领导力量。
4．组织体系建设。基层税务部门的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实施税收征收管理，完成税收收入任务，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税务机构的设置必须遵循依法、求实、效能、规范，有利于税收工作开展的原则。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工、青、妇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5．干部队伍建设。坚持科学管理，从严治队，热情带队，着眼于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岗位技能和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
（1）思想政治方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认真贯彻《全国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法制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税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业务素质方面。充分利用系统内外的教育资源，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格局。在抓好各类培训的同时，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要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利用信息技术，加快建立税务系统远程教育培训网络。要坚持按需施教，统筹规划，加强组织管理和考核评估。建立干部学习档案，作为干部考核与使用的重要依据，切实执行不培训不上岗、不培训不任职、不培训不提拔的规定。
（3）工作作风方面。树立求真务实、勤政廉洁、团结拚搏、争创一流的良好行业风气。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实行公开办税，实施“阳光作业”，为纳税人提供文明、诚信、热情、高效服务。实行政务公开，营造民主管理氛围。树立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俭节约、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讲究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6．管理基础建设。全面贯彻执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为核心的税收各项征管制度。按照“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式要求，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的、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认真落实执法责任制，推行分级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责任制，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纳税服务体系，全面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7．党风廉政建设。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增强税务人员廉洁从政意识，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监督制约。认真贯彻执行廉政建设各项要求，落实税务人员“十五不准”，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严厉查处税务人员涉嫌违规违纪行为，形成良好的税风税纪。
8.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引导税务人员不断更新观念，加强对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学习、培训，提高实际操作应用能力。进一步优化和重组税收业务，科学设计业务流程，完善工作制度，简化工作手续，规范工作程序，杜绝重复建设、重复开发，提高数据质量和网络安全，逐步实现资源共享。
9.税务文化建设。依据各单位的客观条件，在进行税收征管活动过程中，努力建设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文化。引导税务人员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培养、树立、宣传先进典型，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体育活动，营造文化建设氛围，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税务部门的行业文明形象。
10.工作生活环境建设。加大基层建设投入，保证正常经费需要，有计划地用现代技术装备基层单位，不断提高基层工作电子化水平。逐步改善基层办公、生活条件和交通工具等。因地制宜地美化、绿化、优化环境。建好文体活动室，图书资料室等设施，丰富税务人员业余生活。

三、基层建设的标准
11.政治过硬。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税务人员的头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忠诚税收事业，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班子坚强有力，党、团组织健全，组织生活制度落实，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好。
12．业务熟练。熟悉现代税收、市场经济、法律、财会、金融和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全面掌握岗位技能，熟练处理各项税收业务。理论学习、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测试措施落实，业务考核达标。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圆满完成税收各项工作任务。
13．作风优良。岗位目标责任明确，行政管理制度落实。办公、学习、生活基本设施齐备，环境整洁。政务公开，内部、外部关系融洽、协调。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爱岗敬业，团结拚搏；服从指挥，令行禁止；秩序良好，税容严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社会形象良好。
14．执法公正。管理科学、高效，征管机制健全，工作流程规范，税收手续完备，数据完整准确，档案资料齐全，监控责任落实，达到规定的指标和要求。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健全，“两权”监督措施和执法责任制、执法过错追究制落实，无违法违纪现象，无严重责任事故，无刑事犯罪案件。查处税务违法违纪案件有力。
15．服务规范。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法规，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依法规范服务内容、程序、方式和手段，为纳税人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

四、基层建设的领导与措施
16．加强领导，分级负责。加强基层建设是各级领导机关的共同责任，要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落实领导分工责任制，加强对基层建设的组织、计划、协调、检查和指导。要按照下管一级，分级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国家税务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要结合形势发展需要制定基层建设的目标，明确基层建设的重点，提出基层建设的要求，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基层税务部门要根据上级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把各项目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保证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17．面向基层，突出重点。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基层意识和群众观念，建立各级领导定点联系基层制度。领导机关布置任务、安排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基层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要坚持人、财、物向基层倾斜，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好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条件相对比较困难的基层单位，要作为基层建设工作的重点，予以更多地关心，努力为基层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
18．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各级税务机关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基层建设，并明确分管领导重点抓。地、市以上税务机关的人事教育部门，具体负责基层建设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定期分析基层建设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局党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19．科学考评，加强监督。上级税务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健全科学的工作目标评议考核体系，把基层建设的目标、标准、内容纳入到领导机关的绩效管理和综合目标考核之中。要规范管理方式，保持领导机关抓基层建设的政策、制度和办法的一致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要规范管理行为，对督导基层建设的方法、步骤等做出明确规定。要健全基层建设激励机制，加强监督，严格奖惩兑现，鼓励先进，激励后进，促进基层建设的全面发展。
20．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各级领导机关要选好用好基层建设活动载体，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要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培养、树立、宣传和奖励，关心爱护先进典型。要加强对争先创优工作的指导、检查，对典型进行动态管理，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使广大税务人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推动基层建设深入开展。

本《纲要》是基层建设的基本准则和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要从实际出发，作出具体安排部署，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本《纲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1995年9月26日国家税务总局以国税政函〔1995〕011号印发的《全国税务系统基层建设纲要（试行）》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