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外资工程建设的暂行规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简化规划、用地及设计审批、工程管理、环保管理等方面办事手续，缩短办事周期，提高办事效率，以加快外资工程建设进度，促进外引工作的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二条 同安县、杏林区、集美区的外资生产性项目，投资额超过3千万美元的由市外资委审批，县、区负责发放“一书两证”，报市规划局备案。投资额在3千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由县、区政府审批，发放“一书两证”，报市规划局备案。
第三条 岛内各区的外资生产性项目，投资额超过3千万美元的由市外资委审批，在建设单位资料报齐后市规划局7天内给予明确答复或发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设计图纸（含市政工程）经审查，7天内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投资额在3千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由区审批
，市规划局在资料齐全后7天内给予明确答复或发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设计图纸（含市政工程）经审查，7天内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四条 市确定的重大项目，按个案优先办理，如资料不全，可先发证号（一书两证）再补办手续。
第五条 已经审批确定的项目可直接办理“两证”手续（“选址意见书”与“用地规划许可证”合并办理）。

第三章 土地管理
第六条 岛外县、区所批项目，其用地超过法定审批权限的，委托县、区土地管理局代市政府拟办批文，经市土地管理局审核（期限不超过七天）后，报市政府批准。
第七条 县、区投资项目用地，需上报省、国务院审批的，市土地局审核后由市政府转报，转报期一般不超过五个工作日。
第八条 土地管理部门在建设单位报送文件齐全后，七天内画出用地蓝线图；在完成征地拆迁摸底及总平面设计方案审批后，十五天内拟办批文，办好用地红线图报市政府审批。

第四章 设计审批
第九条 由县、区引进审批的外资生产性项目下放县、区组织审批设计。
第十条 由建委审批的外资生产性项目可直接报送初步设计。一般项目6天内办给批文，需要进行重大修改的在3天内提出审查意见，修改后6天内办给批文。
第十一条 外资工程可委托境外设计单位与境内设计单位合作设计，也可请境外设计，聘境内设计单位作顾问。
第十二条 市确定的重大外资工程，有特殊情况，可随报随办。
第十三条 设计审批中涉及消防、劳动安全与卫生（劳动局、总工会、防疫站）、民防办的审批工作，由各有关单位制定相应简化审批手续的措施，原则上接文后7天内应予批复。
第十四条 外资房地产项目的设计审批方法另定。

第五章 工程管理
第十五条 外资投资项目招投标一律由业主负责进行。业主有困难，可委托造价管理站、监理公司、建筑技术咨询公司等代办。
第十六条 外资项目签订施工合同后，凭“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承包合同申办“施工许可证”，三天内核发。
第十七条 外资建设项目的基础工程及主体结构，由质监部门监督施工质量；电梯、消防、高压容器由有关主管部门监督，其余生产工艺设备、装饰工程可由业主自行负责。
第十八条 市属项目由市建委负责发放“施工许可证”与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县、区审批立项的项目，由县、区建设主管部门发放“施工许可证”与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第十九条 个别项目有特殊情况，经建设单位与建设主管部门联系，允许先开工后补办手续。

第六章 环保管理
第二十条 在规划许可的开发区内，凡属中小型、无污染或污染小的建设项目，有关资料提供完整后三天内批复。大型或污染严重的项目，依法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十天内组织专家论证并予以批复，对于污染不严重并符合开发区总量控制内的大型项目，可先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在
三天内予以批复，然后按批复要求依法补办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对成片开发工业区实行先评价后建设，开发区内实行总量控制，减少污染不严重的单个建设项目重复环境影响评价的手续。对于需要单独进行环评的项目，可根据排污情况及四邻区域的环境功能要求，尽量采取单项评价，节约开支和缩短时间的办法。
第二十二条 对外资建设项目提早介入，超前服务，讲明要求，少走弯路。抓住关键环节，减少审批程序。在投资者提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三同时”保证之后，环保部门可不参加设计审批。
非工业性项目建成后，市环保局按环境影响报告表（书）审批要求进行验收。
工业性项目建成前一个月，办理“三同时”预验收和申办排污许可证，项目建成后按“三同时”及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验收。达不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书）审批要求的，视其造成污染后果，依法监督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四月一日起实施。
外资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审批程序图（略）。



1993年3月4日
　　核心提示：在非法集资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司法机关存在误区，结果误判死刑的情况时有发生。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具有旺盛的融资需求。由于国有金融机构长期对民营经济融资需求的忽视，导致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发展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研结果，我国有90%以上的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微型企业则更加困难。金融体制上的固有缺陷和社会需求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我国非法集资案层出不穷。
　　
　　值得注意的是，集资诈骗案中的被害人自身是具有重大过错的。他们明知高收益必有高风险，仍然在暴利的驱使下，甘冒巨大风险积极地参与了集资活动，从而直接或间接促进了非法集资案件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金融体制上的缺陷和被害人自身重大过错的原因，应当有足够的废除集资诈骗案件这种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配置的理由。然而，集资诈骗案的死刑不仅没有废除，相反，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对集资诈骗案判死刑的情形相当普遍，既与我国的死刑刑事政策相悖，也与建设和谐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很不协调。

　　研究发现，集资诈骗案件死刑泛滥的经常性理由有二个，一个是仅仅根据有数额特别巨大的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客观结果，就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一个是仅凭有挥霍很少比例的集资款的行为而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通常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集资数额特别巨大，于是挥霍的绝对数额很容易达到成百上千万元而被判死刑。换言之，死刑适用门槛大大降低了，亟需对此进一步研究，以查明原因之所在，防止死刑的过度适用。
　　
　　笔者利用数学模型，解析非法集资类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说明集资诈骗案中死刑适用的二个经常性理由，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建立模型的基础数据为：第一期集资规模为3000万元，全部用于生产经营，设定每月扣除成本（利息除外）可产生利润200万。集资款以月利率1分计，每月为还本付息一个周期。同时假定集资行为人不扩大生产规模，月利率1分始终不变，每月利润不足以支付的利息的部分通过扩大集资规模解决，出资人不实际出资增加债权，集资人增加债务。企业家无挥霍行为。总集资期限为四年共48个月。集资数、利润数和利息单位万元。

月份数：1 2 3 4 5 。。。。。。。。。。。。。。。。。。。。。。。。。。45 46 47 48 49

第一月到第四十八月的利润数（利息除外）分别为：200。。。200。。。200。。。200。。。
第一月到第四十九月的利息数：300，310，321，333.1，346.41，361.05，377.156，394.87，
第一月到第四十九月的集资数：3000，3100，3210，3331，3464.1，3610.51，3771.56，3948.72，
利息数：414.36，435.80，459.38，485.31，513.84，545.23，579.75，617.73，659.50，
集资数：4143.58，4357.95，4593.75，4853.13，5138.44，5452.28，5797.51，6177.26，6594.97，
利息数：705.45，755.99，811.59，873.75，940.13，1014.14，1095.55，1185.11，
集资数：7054.49，7559.94，8115.93，8727.52，9401.27，10141.40，10955.54，11851.09，
利息数：1283.62，1391.98，1511.18，1642.30，1786.53，1945.18，2119.70，2311.67，
集资数：12836.2，13919.82，15111.8，16422.98，17865.28，19451.81，21196.99，23116.69，
利息数：2522.84，2755.12，3010.63，3301.70，3611.87，3953.05，4328.36，4741.19，
集资数：25228.36，27551.2，30106.32，33016.95，36118.65，39530.52，43283.57，47411.93，
利息数：2755.12，3110.63，3301.70，3611.87， 3953.05， 4328.36， 4741.19，
集资数：27551.2，30106.32，33016.95，36118.65，39530.52，43283.57，47411.93，
利息数：5195.31， 5694.84，6244.33，6848.76，7513.64，8245，9049.50，9934.45
集资数：51953.12，56948.43，62443.27，68487.6，75136.36，82450，90495，99344.5

从上述数学模型中可以看出，在高利贷情形下，每个月的集资金额呈几何级数迅速增加，每个月需要支付的利息数也同样呈几何级数增加，最终崩盘无法返还集资款是必然的结果。49个月集资总金额1157779万余元，假如都是一个（或者十个）人出资的，那么最终一笔即第四十九次集资后出资人不再借款，集资人无法再筹集资金而崩盘，意味着有9734.45（利息）+99344.5（本金）=109078.85万元的本息无法偿还，这个天文数字很容易迷惑司法人员的眼睛而对集资人判处重刑，甚至死刑。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个（或者十个）出资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呢？答案是否定的。

　　出资人实际所出资金总金额仅为3000万元，每个月获得利润为200万元，那么49个月获得收入总额为：200*49=9800万元，可见出资人3000万元的原始出资不仅连本带利成倍回收了全部投资，即便是最后10亿9千万（本金利息）全数打水漂也无法改变出资人获得丰厚利润的事实。这一组数据充分说明，我们在处理集资诈骗案件时，所谓的集资款无法返还就认定为经济损失的做法，有可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值得重新进行检讨和评估。如果拟对集资人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则更加需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以免误判。
　　
　　研究发现，对于高息集资案件，每一期集资返本付息之后，出资人都会获得可观的利益，这一期所有参与集资的出资人将不再是被害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人，只有不再返本付息后的出资人才是“被害人”。这个特征过去并不为大家所重视，其实，凡是在崩盘前退出的出资人都毫无疑问是获利者，并且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较早参与的高利贷者即使中途没有退出，最终也很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些获利者所获得的利益中有相当大部分来自最终受损失的集资人所损失的金额。相反，集资人自身却可能一无所获，甚至开始集资之前自家的财产都可能被高利贷全数吞没。

我们假定上述出资人在第四十八次回收本息后，不再出资，接下来由下岗职工、退休职工等弱势群众出资99344.5万元，那么先前的出资人还将获得99144万余元的收入，加上48个月从企业家手里获得的利息收入共48*200=9600万元，实际总收入108744万元，实际出资总投入才3000万元，总收入是总投入的36倍。遭受损失9.9344亿元的却是弱势群体，这种情况发生后，必将引发群体事件，按照通常的司法判例，集资人人头落地恐怕将难以避免，然而集资人实际只借用了300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经营，其他的钱仅仅只是经过集资人的手，都被高利贷者收进了腰包。这种情形高利贷者才是真正杀人原凶，集资者是高利贷的牺牲品，司法机关成为高利贷者杀死集资者的工具。一定要严防这种高利贷者“借刀杀人”的情形出现。

　　从上述数学模型可以看出，表面上集资人投入生产经营的资金数只有3000万元，只占总集资数额很少比例，这同样会使司法工作人员产生错觉——认为集资人将所骗取的资金仅有很少比例用于发展生产经营，从而认定集资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理论依据是：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可被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做法非常普遍，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对前述规定的错误理解和适用。
　　
　　上述模型中第一个月集资规模为3000万元，集资人出具欠条3000万元，第二个月集资规模为3100万元，增加的100万元系上一期出资人应收利息转为借款，集资人出具欠条3100万元，第三个月集资规模为3210万元，增加的110万元系上一期应收利息转为借款，集资人出具欠条3210万元。。。。。。。出资人从第二期开始完全没有再出资一分钱，集资人从第二期开始完全没有再收取出资人一分钱，其集资规模也就是集资人的债务，仍然因高利贷而迅速扩大，直到第四十九个月集资规模达到9.9个亿的惊人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实际上是空数，只有第一笔才是实际出资。集资人为了还贷，仅仅只是维持当初借用高利贷而开始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不得不连续滚动集资，借新还旧，仍然难逃被债务压垮的命运。此种情形下，尽管集资人实际上是将资金100%用于生产经营的，却很容易让人产生集资款只有很少比例用于发展生产经营的错觉。由于这个错觉而被判重刑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前二年发生在浙江嘉兴的杨某、曹某夫妇集资诈骗案就是实例。

　　借高利贷后投入生产经营，高利贷本息支出同样属于成本支出。高利贷支出，也是生产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支付高利贷同样是属于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这样一来，即使集资人明知无法归还而连续滚动式集资，导致最终崩盘，也应当承认集资款是全部用于生产经营，进而排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因此，这种滚动式集资行为并不会发生“集资后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是非常的不幸，这种连续滚动式的集资行为，司法人员通常无视支付高利贷本身是生产经营行为一部分的事实，错误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认定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并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重刑或者死刑，相当普遍，事态严重。

　　假如集资人不是借高利贷，而是从国有银行融资，国有银行的年利率按1分计，我们再来看看，上述数学模型中企业家的财务状况：假定贷款期限仍为四年，第48个月到期后一次性返本，此前每月支付利息。第1至48个月中每个月需要支付利息为25万元，48个月支付总利息数为1200万元。企业家四年可获得利润为48*200=9600万元，扣除利息和本金，可获得纯利润为9600-1200-3000=5400万元。从这个数据可知，如果不存在金融体制上的缺陷，企业家能够顺利从正规渠道融资，那么企业家根本就不会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相反企业因获利巨大而焕发勃勃生机。此种情形下，若企业家购买了豪宅、豪车等花费了2000万元，企业家完全承担得起，消费得起，没有人会对此产生疑问，企业家也不用担心有人头落地的后顾之忧。
　　
　　如果集资人是借了高利贷的情形，花了2000万元买奢侈品，那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就有生命之虞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购买奢侈品炫富的情形比较常见，企业家炫富行为有可能是为了市场竞争的需要，仅凭花费了巨额集资款中较小比例的金钱用于奢侈品，就认为属于“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情形，进而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的做法，过于严苛而且不合乎情理，属于法律适用上的一个严重误区。根据前述比较分析可知，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具有客观归罪的嫌疑，大大降低了死刑的门槛，存在明显缺陷，应当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定，以防止死刑被滥用甚至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