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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条
（效果）
推定死亡之宣告，产生与死亡相同之效果，但不解销婚姻亦不消灭其它亲属关系；而上述后部分之规定并不影响下条规定之适用，以及不影响要求进行财产清册程序及分割财产之权利。
第一百零二条
（失踪人配偶之再婚及失踪人子女之收养）
一、失踪人之配偶得再婚；如失踪人返回或证实失踪人在其配偶再婚时仍生存，则先前之婚姻视为于作出推定死亡宣告之日以离婚方式解销。
二、失踪人之子女得被收养；如失踪人返回或证实失踪人在其子女被收养时仍生存，则先前之亲子关系视为于作出推定死亡宣告之日消灭。
三、如出现上款第二部分所指之情况，且存有应予考虑之原因，法官得应被收养人或失踪人之声请，作出维持先前亲子关系及消灭现有亲子关系之裁判；有关诉讼应在失踪人返回后或被收养人知悉失踪人返回后一年内提起。
第一百零三条
（债之可请求性）
一、债因失踪人死亡而消灭者，失踪人死亡时，债之可请求性亦视为已消灭。
二、然而，在不影响有关时效规则之适用下，如失踪人返回或有其仍生存及现居处之消息，则自返回之日或有该等消息之日起到期之债可重新被请求；对于先前已到期之债亦可被请求，但仅以交还予失踪人之财产可承担者为限。
第一百零四条
（遗嘱之启封）
作出推定死亡之宣告后，法院须要求提供公证遗嘱证明，并下令开启倘有之密封遗嘱，以作为财产分割之根据。
第一百零五条
（向受遗赠人及其它利害关系人交付财产）
推定死亡之宣告一经作出，不论有否进行财产分割，受遗赠人及因失踪人死亡而对特定财产拥有权利之人，均得提出向其交付有关财产之声请。
第一百零六条
（向继承人交付财产）
一、仅在分割财产后，方得将财产交予在失踪人最后音讯日为其继承人之人，或交予在其后死亡之继承人本人之继承人。
二、在财产仍未交付期间，应由按照第一千九百一十八条及续后各条规定指定之待分割财产管理人管理财产。
第一百零七条
（财产受益人）
已受领失踪人财产之继承人，以及已受领失踪人财产之其它因失踪人死亡而受益之人，均视为该等财产之确定权利人。
第一百零八条
（死亡日期之差异）
一、如证明失踪人死亡之日与宣告推定死亡之判决所定之日有差异，则在失踪人死亡之日应成为继受人之人有权取得遗产；上述规定不影响有关取得时效规则之适用。
二、新指定之继受人相对于先前之继受人而言，仅享有下条赋予失踪人之权利。
第一百零九条
（失踪人之返回）
一、如失踪人返回或有失踪人之音讯，则须将其财产按当时状况归还失踪人，其中包括转让其财产所得之价金或以其财产直接换取之财产，亦包括以转让失踪人财产所得之价金而取得之财产。
二、如继受人属恶意，失踪人有权就所受之损失获得赔偿。
三、上款所指之恶意系指明知失踪人于推定死亡之日仍生存者。
第一百一十条
（在失踪人失踪后出现之权利）
一、如在失踪人下落不明及杳无音讯后出现某些属于失踪人之权利，且该等权利取决于失踪人之生存，则在宣告其推定死亡后，该等权利即归予自失踪人最后音讯日终了后，如失踪人死亡将有权取得有关权利之人。
二、然而，上款之规定不排除在保佐状况维持期间，上款所指之权利受上节所规定之失踪人保佐制度约束。
第六节
无行为能力
第一分节
未成年人之法律地位
第一百一十一条
（未成年人）
未满十八岁者为未成年人。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未成年人之无行为能力）
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一百一十三条
（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之弥补）
一、未成年人之无行为能力，根据相关条文规定，以亲权弥补；不能以亲权弥补时，则以监护权弥补。
二、在某些情况下，未成年人之无行为能力，亦得根据相关条文规定透过财产管理制度弥补，以作为亲权或监护权之补充。
第一百一十四条
（未成年人行为之可撤销性）
一、未成年人订立之法律行为得由下列之人声请撤销，但不妨碍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之适用：
ａ） 视乎情况，由行使亲权之人、监护人或财产管理人声请，且有关诉讼必须在声请人获悉该受争议之行为时起一年内提起，但不得在未成年人成年或亲权解除后提起；然而，第一百一十九条所指之情况除外；
ｂ） 由未成年人本人于成年或亲权解除时起一年内声请；
ｃ） 由未成年人之任何继承人自未成年人死亡时起一年内声请，但仅以死亡时上项所指期间仍未届满为限。
二、上述可撤销之行为，可透过未成年人在成年或亲权解除后作出确认而获补正；如属可由行使亲权之人、监护人或财产管理人以未成年代理人身分自由订立之行为，则可透过该等人作出确认而获补正；属法定代理人须获法院许可后方可作出之行为时，有关代理人得请求法院作出确认，而法院则须考虑未成年人之利益以决定是否确认。
第一百一十五条
（未成年人之欺诈）
对于未成年人为使他方当事人认为其已成年或亲权已解除而使用欺诈手段作出之行为，如该当事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未成年人具有行为能力，则该行为不可撤销；但未成年人仅声称已成年或亲权已解除并不足以构成上述之合理理由。
第一百一十六条
（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之例外情况）
一、除法律规定之其它行为外，下列行为亦例外有效：
ａ） 十六岁以上之未成年人对因其工作而取得之财产所作之管理或处分行为；
ｂ） 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作之属其自然能力所及，且仅涉及小额支出或财产处分之法律行为；
ｃ） 未成年人所作、与其获法定代理人许可从事之职业、工艺或工作有关之法律行为，或在从事该职业、工艺或工作时所作之法律行为。
二、对于因与未成年人之职业、工艺或工作有关之行为而生之责任，以及因在从事该职业、工艺或工作时所作之行为而生之责任，仅以未成年人可自由处分之财产承担。
第一百一十七条
（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之终止）
未成年人之无行为能力于其成年或亲权解除时终止，但法律另有限制者除外。
第二分节
成年及解除亲权
第一百一十八条
（成年之效果）
年满十八岁者取得完全行为能力，从而具备处理其人身事务及处分其财产之资格。
第一百一十九条
（禁治产或准禁治产之诉之待决）
一、然而，如针对未成年人之禁治产或准禁治产之诉于未成年人成年时仍处待决状态，则亲权或监护权仍须维持，直至有关判决成为确定时为止。
二、未成年人在成年后、直至导致禁治产或准禁治产诉讼结束之判决成为确定时之期间内作出之行为，受第一百三十二条所定之制度约束。
第一百二十条
（解除亲权）
未成年人结婚，亲权即予解除。
第一百二十一条
（解除亲权之效果）
解除亲权赋予未成年人完全行为能力，从而有资格如成年人般处理其人身事务及自由处分其财产，但属第一千五百二十一条所规定者除外。
第三分节
禁治产
第一百二十二条
（受禁治产约束之人）
一、因精神失常、聋哑或失明而显示无能力处理本人人身及财产事务之人，得被宣告为禁治产人。
二、禁治产制度适用于成年人或亲权已解除之人；然而，对于亲权未解除之未成年人，为着禁治产之效果可自未成年人成年之日起产生，得在其成年前一年内请求并宣告禁治产。
第一百二十三条
（禁治产人之能力及禁治产之制度）
禁治产人等同未成年人，关于因未成年而无行为能力之规定，以及订定亲权之弥补方法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禁治产人，但不妨碍以下各条规定之适用。
第一百二十四条
（正当性）
一、禁治产之声请，得由待禁治产人之配偶或与其有事实婚关系之人提起，或由待禁治产人之监护人、保佐人或任何可继承其财产之血亲提起，又或由检察院提起。
二、待禁治产人受亲权约束时，具有正当性提出禁治产声请之人仅为行使亲权之父母及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临时措施）
一、如迟延作出某些行为会导致待禁治产人有所损失，则可在有关禁治产程序中之任何时刻指定一名临时监护人，以便其在法院许可下，以待禁治产人之名义作出该等行为。
二、如就待禁治产人之人身及财产事务有采取措施之紧急需要，亦得宣告临时禁治产。
第一百二十六条
（负责监护之人）
一、下列之人依次获赋予监护权：
ａ） 禁治产人之配偶，但因禁治产人配偶之过错而出现事实分居，又或禁治产人之配偶因其它原因而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者除外；
ｂ） 由父母或行使亲权之父亲或母亲以遗嘱、公文书或经认证之文书指定之人；
ｃ） 禁治产人之父母；
ｄ） 由法院按照禁治产人之利益而指定禁治产人之任一成年子女；
ｅ） 与禁治产人有事实婚关系之人。
二、如不能或因有应予考虑之理由而不应按上款之规定赋予监护权，则由法院在听取亲属会议意见后，指定监护人。
第一百二十七条
（亲权之行使）
父母或其中一人担任监护职务时，须按亲权一节中第一千七百三十三条及续后各条之规定行使亲权。
第一百二十八条
（监护人之特别义务）
监护人应特别照顾禁治产人之健康， 并得为此目的而转让禁治产人之财产，如有必要先取得法院许可，则在取得许可后方作出转让。
第一百二十九条
（监护之推辞及监护人之免职）
一、禁治产人之配偶，以及禁治产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或直系血亲卑亲属，不得推辞其监护职务，亦不得被免职，但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已被违反者除外。
二、然而，如禁治产人另有其它直系血亲卑亲属适合担任该职务，则应原担任监护职务之直系血亲卑亲属之请求得在满五年后将其免职。
第一百三十条
（禁治产之公开）
经作出必要配合之第一千七百七十六条及第一千七百七十七条之规定，适用于确定禁治产之判决。
第一百三十一条
（判决登记后禁治产人作出之行为）
禁治产人在确定禁治产之判决登记后订立之法律行为，得予以撤销。
第一百三十二条
（在诉讼期间作出之行为）
一、按照诉讼法之规定就诉讼之提起作出公告后，由无行为能力人订立之法律行为得予撤销，但以法院其后作出确定禁治产之宣告以及显示出有关法律行为曾引致禁治产人有所损失者为限。
二、为着上款规定之效力，对损失之判断应以作出行为之时为准。
三、提起撤销之诉之应遵期间，仅自判决登记日起算。
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诉讼公开前所作之行为）
对于无行为能力人在诉讼之提起被公告前所订立之行为，如在作出行为日已符合第二百五十条所指之各项前提，得予撤销。
第一百三十四条
（禁治产之终止）
禁治产之成因消失后，禁治产人本人或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之人得声请终止禁治产。
第四分节
准禁治产
第一百三十五条
（受准禁治产约束之人）
对于长期性精神失常、聋哑或失明，但尚未严重至须宣告为禁治产人之人，或因惯性挥霍、滥用酒精饮料或麻醉品而显示无能力适当处理其财产之人，均得被宣告为准禁治产人。
第一百三十六条
（准禁治产之弥补）
一、准禁治产人由保佐人辅助；凡属生前之财产处分行为，以及属因应个别情况而被详细列明于判决书上之一切行为，均须经保佐人许可，方得为之。
二、保佐人之许可，得以法院之许可取代。
第一百三十七条
（准禁治产人之财产管理）
一、法院得将准禁治产人之全部或部分财产交予保佐人管理。
二、在上款之情况下，应设立亲属会议，以及指定会议一名成员，以保佐监督人身分，行使如监护制度中监护监督人之职能。
三、保佐人应就其管理提交报告。
第一百三十八条
（准禁治产之终止）
对于因挥霍、滥用酒精饮料或麻醉品而被宣告之准禁治产，如准禁治产人未经过按照恢复其能力之有关法律规定而视为适当之最短考验期，则不批准终止准禁治产。
第一百三十九条
（候补制度）
禁治产制度，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本分节无特别规范之准禁治产事宜。
第二章
法人
第一节
社团及财团
第一分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
（适用范围）
本节之规定适用于社团及财团，且在应作类似处理之情况下，亦适用于合营组织。
第一百四十一条
（人格之取得）
一、以具备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所指内容之法定形式设立之社团，享有法律人格。
二、财团经认可而取得法律人格；认可系个别给予，且属法律指定之行政当局之权限。
第一百四十二条
（设立行为之无效）
第二百七十三条之规定适用于法人之设立，而检察院则应促使法院宣告设立行为之无效。
第一百四十三条
（住所）
法人之住所由其章程订定；章程无订定者，以主要行政管理机关惯常运作地为住所。
第一百四十四条
（能力）
一、法人之能力范围包括对实现其宗旨属必要或适宜之一切权利及义务。
二、上述范围不包括法律禁止或不能与自然人之人格分割之权利及义务。
第一百四十五条
（机关及其权限）
一、法人之机关由其章程指明，其中须包括一个合议制之行政管理机关及一个监事会，两者均由单数成员组成，其中一人为主席。
二、行政管理机关之权限为：
ａ） 管理法人；
ｂ） 提交年度管理报告；
ｃ） 在法庭内外代表法人或指定另一人代表法人，但其章程另有规定者除外；
ｄ）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载之其它义务。
三、由行政管理机关指定代表时，仅在证明第三人已知悉该指定之情况下，方得以该指定对抗第三人。
四、监事会之权限为：
ａ） 监督法人行政管理机关之运作；
ｂ） 查核法人之财产；
ｃ） 就其监察活动编制年度报告；
ｄ）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载之其它义务。
五、监事会得要求行政管理机关提供必要或适当之资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职务。
第一百四十六条
（会议纪录）
一、法人机关之决议应载于机关本身之会议纪录簿册内，该等簿册应可供查阅。
二、作出决议之机关或法人援引决议时，仅得以其会议纪录作为有关决议之证明。
三、会议纪录应载有：
ａ） 会议之地点、日期、时间及议程；
ｂ） 主持会议者之姓名；
ｃ） 所建议之决议内容及有关表决结果；
ｄ） 应机关之据位人要求而载明其投票意向；
ｅ） 机关各出席据位人之签名，如属社团之大会，则应载有主持本次或下次会议之人之签名。
第一百四十七条
（行政管理机关及监事会之会议召集及运作）
一、行政管理机关及监事会之会议分别由其主席召集，且在有过半数据位人出席时，方可议决事宜。
二、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外，决议取决于出席据位人之过半数票，主席除本身之票外，遇票数相同时，有权再投一票。
第一百四十八条
（同步会议）
一、章程得规定法人机关之会议以视像会议方式或其它类似方式，同时在不同地方进行。
二、以上述方式进行会议时，须确保在不同地方出席会议之成员能适当参与会议及直接对话。
三、如在章程内未规定进行同步会议之方式及条件，或未指明有权订定该等方式及条件之机关，则社团之大会及财团之行政管理机关有权规定该等标准。
第一百四十九条
（法人机关据位人之义务及责任）
一、法人机关据位人对法人之义务由其章程订定；章程无订定者，适用经作出必要配合之有关委任之规定。
二、法人机关据位人在违反法定或章程所定义务下，因作为或不作为而对法人造成损害者，须向法人负责，但能证明其无过错者除外；对于社团，如有关作为或不作为系以社员之决议为基础，即使该决议为可撤销者，或如有关作为或不作为所根据之决议系按社员之建议而作出，则机关之据位人无须向社团负责。
三、行政管理机关及监事会之据位人，在其出席之会议中不得在议决时放弃投票，并须对决议所引致之损失负责，但曾表示反对或出现上款所指之任一免责原因者除外。
第一百五十条
（对第三人之直接责任）
法人机关据位人须就其担任职务时所造成之损害，按照一般规定对第三人负责。
第一百五十一条
（受任人及受权人）
以上两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法人之受任人及受权人。
第一百五十二条
（法人之民事责任）
法人对其机关据位人、人员、受权人或受任人之作为或不作为，负有一如委托人对受托人之作为或不作为所应负之民事责任。
第一百五十三条
（法人消灭后之财产归属）
一、法人消灭后，如仍存有于其消灭前在附有负担下获赠与或遗留之财产、或拨作特定用途之财产，则法院应检察院、清算人、任一社员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又或应赠与人或遗赠人之继承人之声请，须在附有同一负担或拨作同一特定用途之指定下将该等财产给予另一法人。
二、不属上款所指之财产，其归属按章程所规定或社员之决议处理，但不影响特别法规定之适用；如无规定或无特别法，则法院应检察院、清算人、任一社员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须下令将财产给予另一法人或澳门地区，并确保尽量实现该已消灭之法人之宗旨。
第二分节
社团
第一百五十四条
（概念）
社团系指以人为基础、且非以社员之经济利益为宗旨之法人。
第一百五十五条
（自由结社权）
一、承认所有人均有自由结社之权利。
二、不得强迫任何人加入社团，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其留在社团内。
三、社团章程得规定任何社员脱离社团前须预先通知，但不得要求超过三个月之预先通知期。
第一百五十六条
（设立文件及章程）
一、设立社团之文件，须详细列明社员为社团财产所提供之资产或劳务，以及社团法人之名称、宗旨及住所。
二、章程亦得在法律规定之范围内，详细列明社员之权利与义务，社员之加入、退出及除名之条件，法人之运作形式，法人消灭之规定，消灭后财产之返还方式；如社团之存续期非属无限期，尚得列明其存续期。
第一百五十七条
（方式及公开）
一、社团之设立行为、章程及章程之修改，均应载于经认证之文书内。
二、然而，对于在设立社团之行为中被拨归社团之财产，如其移转须以较庄严之方式作出，则社团之设立亦须以该形式为之。
三、社团之设立行为、章程及章程之修改，仅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后，方对第三人产生效力。
第一百五十八条
（社团机关据位人及其权力之解除）
一、如章程未订定另一甄选程序，则由大会选出社团各机关之成员。
二、被选出或被指定之成员，其职务可被解除，但此解除对在设立社团行为中所规定之各项权利并不构成影响。
三、章程可规定须有合理理由方得行使解除权。
第一百五十九条
（大会之权限）
一、凡法律或章程并未规定属社团其它机关职责范围之事宜，大会均有权限作出决议。
二、社团各机关成员之解任、资产负债表之通过、章程之修改、社团之消灭，以及社团针对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在执行职务时所作出之事实而向该等成员提起诉讼时所需之许可，必属大会之权限。
第一百六十条
（大会之召集）
一、大会应由行政管理机关按章程所定之条件进行召集，且每年必须召开一次，以通过资产负债表。
二、不少于总数五分之一之社员以正当目的提出要求时，亦得召开大会，但章程就该数目另有规定者除外。
三、如行政管理机关应召集大会而不召集，任何社员均可召集。
第一百六十一条
（召集之方式）
大会之召集须最少提前八日以挂号信方式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过签收之方式而为之，召集书内应指出会议之日期、时间、地点及议程。
第一百六十二条
（出席名单）
一、社员出席大会会议之情况应在一出席簿册内载明，簿册内应附有出席名单，载明出席会议之社员、由别人代表出席之社员及代表社员出席会议之人之姓名。
二、出席社员及代表社员出席之人，应于会议开始前在上款所指之出席名单上签名。
第一百六十三条
（运作）
一、属首次召集之大会，如出席社员未足半数，不得作任何决议。
二、决议取决于出席社员之绝对多数票，但不影响以下各款规定之适用。
三、修改章程之决议，须获出席社员四分之三之赞同票。
四、解散法人或延长法人存续期之决议，须获全体社员四分之三之赞同票。
五、章程得规定多于上述规则所定之票数。
第一百六十四条
（无表决权）
一、在社员本人、其配偶或与其有事实婚关系之人、社员之直系血亲尊亲属或直系血亲卑亲属与社团之间有利益冲突之事宜上，社员不得为其本人亲自投票或透过代表投票，亦不得代表另一社员投票。
二、应回避之社员所投之票对能否达至必要多数票具有决定性影响时，违反上款规定所作之决议可予撤销。
第一百六十五条
（非有效之决议）
一、大会所作之下列决议均属无效：
ａ） 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之决议，又或违反主要或纯粹旨在保护公共利益之法律规定之决议；
ｂ） 根据法律或基于有关事宜之性质，就不应提交予社员作议决之事宜所作之决议；
ｃ） 未经法定或章程所规定之票数通过之决议；
ｄ） 在未经召集之大会上所作之决议，但属第三款所规定之情况除外。
二、除上款所规定之情况外，对于由大会作出之违反法律或章程之决议，不论系因决议之标的或因在召集社员或大会运作方面所生之不当情事而导致该违反，均得予以撤销。
三、与召集有关之任何不当情事，以及因对不在议程内之事项作出决议而生之非有效性，在全体社员均出席会议且无人反对举行大会或加入有关事项之情况下，即获得补正。
第一百六十六条
（有关有效性之制度）
一、下列者具有正当性声请将大会之决议视为非有效：
ａ） 任何未就有关决议投赞成票之社员；
ｂ） 任何具有个人直接及正当利益之人；
ｃ） 行政管理机关；
ｄ） 监事会；
ｅ） 行政管理机关及监事会之据位人，但以执行决议可导致其负上刑事或民事责任为限；
ｆ） 对于上条第一款ａ项所指之情况，检察院具有正当性。
二、对于召集上之不当情事以及其它属程序上之不当情事，仅得由社员主张之。
三、在不影响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有关对需予执行之决议所作规定之适用下，提出无效或撤销之期限为：
ａ） 因上条第一款ｄ项规定而生之无效，仅得自决议作出日起计之两年内提出；
ｂ） 决议之可撤销性，仅得自决议作出日起计之六个月内提出。
四、对于未按有关规定被召集参与大会会议之社员，上述期间仅由其获悉有关决议之日起算。
第一百六十七条
（第三人权利之保护）
一、基于旨在执行大会决议而作出之行为以致取得权利之善意第三人，其权利不受决议之无效宣告或撤销所影响。
二、如第三人在取得权利时明知或应知决议之无效或可撤销之原因，则不属善意第三人。
第一百六十八条
（社员资格之人身性质及投票之委托）
一、社员资格不得藉生前行为移转，亦不得藉继承移转，但章程另有规定者除外。
二、社员不得委托他人行使其人身权利。
三、然而，如章程中之规定并无禁止社员委托另一社员行使投票权，则社员得委托另一社员代表其本人行使投票权，委托应以具有前者签名之文书为之，其内详细列明由其代理人参加之会议资料，或详细列明其代理权所涉及之事项类别；章程中之规定亦可容许社员将此代理权授予其它非社员。
四、同一代理人以此身分代表社员之数目不得超过全部社员之十分之一。
第一百六十九条
（退出或除名之后果）
以任何方式脱离社团之社员，无权要求返还已缴付之会费，且丧失对社团财产所具有之权利，但对其身为社员期间一切应作之给付仍须履行。
第一百七十条
（消灭之原因）
一、社团因下列任一原因而消灭：
ａ） 经大会议决；
ｂ） 设有存续期之社团，其存续期已届满；
ｃ） 社团设立文件或章程所订明之其它消灭原因之发生；
ｄ） 全部社员死亡或下落不明；
ｅ） 法院作出裁判，宣告社团无偿还能力。
二、如出现下列任一情况，社团亦因法院作出之裁判而消灭：
ａ） 其宗旨已完全实现或变为不可能实现；
ｂ） 其真正宗旨与设立文件或章程内所订明之宗旨不一致；
ｃ） 其宗旨系透过有计划之不法手段实现；
ｄ） 其存在变成有违公共秩序。
第一百七十一条
（消灭之宣告）
一、在上条第一款ｂ及ｃ项所指之情况下，大会不在社团应消灭之日随后三十日内决定延长社团之存续期或变更社团章程时，社团方行消灭。
二、属上条第二款所指之情况时，得由检察院或任何利害关系人向法院请求宣告社团消灭。
三、因宣告社团无偿还能力而引致之消灭，系该宣告本身之后果。
四、社团之消灭，应按其是否因法院裁判所导致，而由法院或行政管理机关依职权通知有权限办理社团登记之行政实体。
第一百七十二条
（消灭之效果）
一、社团消灭后，其各机关之权力仅限于作出纯粹之保存行为，以及为清算社团财产与完成待决事务而需作之行为；行政管理机关成员须对其所作出之不属上指之行为及对因该等行为而引致社团蒙受之损害负连带责任。
二、仅在无适当公开社团已消灭且第三人属善意之情况下，社团方向第三人承担由行政管理机关成员所设定之债务。
第三分节
财团
第一百七十三条
（概念）
财团系指以财产为基础且以社会利益为宗旨之法人。
第一百七十四条
（创立及废止）
一、财团得藉生前行为或遗嘱而创立；对财团之确认等同接受藉生前行为或遗嘱而拨归予财团之财产。
二、确认得由创立人、其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申请，或由有权限之当局依职权促成。
三、藉生前行为创立财团，应以具有创立人签名并经认证之文书为之，且确认申请一经提出或有关依职权进行之程序一旦开始，创立行为即不得废止；然而，对于在创立财团之行为中拨归财团之财产，如其移转须以较庄严之方式作出，则藉生前行为创立财团亦须以该形式为之。
四、创立人之继承人不得废止创立行为，但不影响有关特留份继承之规定。
五、财团之章程及章程之修改须以第三款第一部分所指之方式为之。
六、创立财团之行为、财团章程及对其所作之修改，仅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后，方对第三人产生效力；公布仅在确认行为或认可章程之行为作出后，方得为之。
第一百七十五条
（创立文件及章程）
一、创立人应于创立文件上指明财团之宗旨及详细列明拨归财团之财产。
二、创立人亦得在创立文件或章程内就财团之住所、组织及运作作出安排，就财团之组织变更或消灭作出规定，以及定出财团财产之归属。
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由创立人订立之章程）
一、如创立人未为财团制定章程或章程内容不充分，且财团系藉遗嘱创立，则由遗嘱执行人制定章程或作出补充。
二、在下列情况下，须由有权限确认财团创立之当局负责制定章程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ａ） 属非藉遗嘱创立之财团者，创立人未制定章程或虽已在创立行为中订明制定章程之程序，但一年后仍未制定；
ｂ） 属藉遗嘱创立之财团者，遗嘱执行人在继承开始后之一年内仍未制定章程。
三、制定章程时应尽量顾及创立人之真实或可推知之意思。
第一百七十七条
（确认）
一、有权限实体如认为财团非以社会利益为宗旨时，不予确认。
二、如拨归财团之财产不足以达成财团欲实现之宗旨，且无合理理由期待不足之财产能得以补足者，亦须拒绝确认。
三、财团之创立因财产不足而遭拒绝确认时，如创立人仍生存，则该财团之创立不产生效力；然而，如创立人已死亡，则须将有关财产交予由有权限确认财团创立之实体所指定之具有类似宗旨之社团或财团，但创立人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一百七十八条
（章程及其修改之认可）
一、章程须由有权限确认财团创立之实体认可。
二、如在提出认可申请后经过三十日，上述有权限实体仍未就是否认可作出表示，则只要财团先前已获确认，该申请视为已被默示接纳。
三、财团之行政管理机关或章程所指定之另一机关，得随时修改财团章程，只要该修改对创立财团之宗旨无重大更改且不违背创立人之意思。
四、经作出适当配合之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规定，适用于章程之修改。
第一百七十九条
（组织变更）
一、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时，经有权修改章程之机关作出书面建议，以及在创立人仍生存时经听取其意见后，有权限确认财团创立之实体得为财团另定宗旨：
ａ） 创立时所定之宗旨已完全实现或变为不可能实现；
ｂ） 创立之宗旨不再具有社会利益之性质；
ｃ） 财产变为不足以实现所定之宗旨。
二、财团宗旨之变更须于《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否则对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三、新宗旨应尽量与创立人所定之宗旨相近。
四、如在创立文件中已对财团之消灭作出规定，则不得变更其宗旨。
第一百八十条
（有损财团宗旨之负担）
一、如财团之财产附有负担，且履行负担使财团之宗旨不能实现或严重妨碍其实现，则财团之行政管理机关在获得有权限确认财团创立之实体之同意后，得消除、减少或转换有关负担；如创立人仍生存，应先听取其意见。
二、然而，如有关负担为创立财团之主要原因，则得藉上述程序视该负担之履行为财团之宗旨或将财团并入另一法人，而该法人系有能力在不影响其本身宗旨下，以并入之财产履行有关负担者。
第一百八十一条
（消灭之原因）
一、财团因下列任一原因而消灭：
ａ） 设有存续期之财团，其存续期已届满；
ｂ） 财团创立文件所订明之其它消灭原因之发生；
ｃ） 法院作出裁判，宣告财团无偿还能力。
二、如出现下列任一情况，财团亦因法院作出之裁判而消灭：
ａ） 其宗旨已完全实现或变为不可能实现；
ｂ） 其真正宗旨与创立文件中所订明之宗旨不一致；
ｃ） 其宗旨系透过有计划之不法手段实现；
ｄ） 其存在变成有违公共秩序。
第一百八十二条
（消灭之宣告）
一、属上条第二款所指之情况时，得由检察院或任何利害关系人向法院请求宣告财团消灭。
二、因宣告财团无偿还能力而引致之消灭，系该宣告本身之后果。
三、如出现上条第一款ａ及ｂ项所指之任一消灭原因，财团之行政管理机关须将财团消灭一事通知有权限办理财团登记之行政实体，以及通知有权限确认财团创立之当局，以便其采取适当措施以清算财产。
四、法院应依职权将导致财团消灭之裁判通知上款所指之各实体。
第一百八十三条
（消灭之效果）
财团消灭后，如有权限确认财团创立之当局无另行采取特别措施，则适用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
第二节
合营组织
第一百八十四条
（概念及类型）
一、合营组织为以人为基础之法人，其成员有义务提供财产或劳务，以共同从事某种非以单纯收益为内容之经济活动，谋求达到分配从该活动所获得之利润之目标或积聚资金。
二、合营组织分为合伙及公司。
三、以非经营商业企业为从事活动之目的、亦不表明采用某种公司模式之合营组织均属合伙；其余之合营组织则属公司。
四、特别法得对容许设立一人公司之情况作出规定。
第一百八十五条
（制度）
一、公司之制度，由特别法载明。
二、对合伙适用为无限公司所定之制度，但制度中与合伙之非商业性质之目的有抵触之部分或制度中以商业企业主资格之存在作为适用前提之部分除外。
第三章
无法律人格之社团及特别委员会
第一节
无法律人格之社团
第一百八十六条
（组织及管理）
一、对于无法律人格社团之内部组织及管理，适用由社员所订之规则；如无该等规则，则适用与社团有关之法律规定，但以社团之法律人格为前提之规定除外。
二、对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之一般权力所施加之限制，仅在第三人知情或应知情之情况下，方得对抗第三人。
三、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适用于社员之退出。
第一百八十七条
（社团之共同基金）
一、社团之共同基金，由社员之供款及利用供款所取得之财产组成。
二、在社团存续期间，社员不得要求分割共同基金，而社员之债权人对共同基金亦无尽索权。
第一百八十八条
（慷慨行为）
一、对无法律人格社团所作之慷慨处分行为，视为向其社员作出，但作出该行为之人规定遗留或赠与财产予社团系以社团取得法律人格为条件者除外；在此情况下，如社团未于一年内取得法律人格，则有关处分不生效力。
二、遗留或赠与无法律人格社团之财产，拨入共同基金而无须另行作出移转 行为。
第一百八十九条
（债务所生之责任）
一、以社团名义有效承担之债务，由社团共同基金承担；如无共同基金或共同基金不足，由设定债务行为之人之财产承担；如作出该行为者超过一人，则各行为人须负连带责任。
二、如无共同基金或共同基金不足，且直接承担责任之社员无财产或其财产不足，则债权人得对其他社员提起诉讼，而该等社员应按其在共同基金中之出资比例承担有关责任。
三、在法庭代表共同基金之人为作出设定债务行为之人。
第二节
特别委员会
第一百九十条
（特别委员会）
为进行任何救援或慈善活动计划，或为促成公共工程或纪念物之施工、或为促成喜庆节目、展览、庆典及类同行为之进行而设立之委员会，如并无以具法律人格之社团之方式成立，则须受以下各条规定约束，但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一百九十一条
（筹办人及管理人之责任）
一、委员会之成员及负责管理有关基金之人，就所收集基金之保管及其对既定目标之拨用上，须负个人及连带责任。
二、委员会之成员，亦须对以委员会名义所设定之债务，负个人及连带责任。
三、因任何原因而不能实现设立委员会之目标时，出资人方得要求返还其出资。
第一百九十二条
（将财产运用于其它目标）
一、如募集之基金不足达成既定之目标，或显示出该目标不可能实现，又或在达成委员会之目标后有盈余，则须按委员会之设立文件或既定计划之规定而运用有关财产。
二、如无定出如何运用该等财产，且委员会不愿将之运用于类似目标上，则由有权限之行政当局为其归属作出安排，但须尽量尊重出资人之意思。
第二分编
物
第一百九十三条
（概念）
一、凡属独立、人身以外、具有用处及能以所有权形式成为法律关系标的之客观存在事物，均称为物。
二、然而，凡不可成为私权标的物者，均视为非融通物，例如属公产之物。
三、下列财产属公产范围：
ａ） 道路、海滩；
ｂ） 水沟、潭及可航行或浮游之水道及连同其底土；
ｃ） 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权人所获承认之土地上空界限之上之各空气层；
ｄ） 矿藏、有医疗作用之矿泉水源头、存在于地底之天然洞穴，但岩石、一般泥土及其它常用于建筑之物料除外；
ｅ） 特别法例归类为属公产范围之土地及其它财产。
四、属公产范围之财产，其制度由特别法例规范。
第一百九十四条
（物之分类）
物主要分为不动产及动产、可代替物及不可代替物、消费物及非消费物、可分物及不可分物、主物及从物，以及现在物及将来物。
第一百九十五条
（不动产）
一、不动产包括：
ａ）农用房地产及都市房地产；
ｂ）水；
ｃ）附于土地上之树木及天然孳息；
ｄ）农用房地产及都市房地产之附着部分。
二、经定界之土地及在该土地上无独立经济价值之建筑物，为农用房地产；土地上定着之任何楼宇连同附属楼宇之土地，为都市房地产。
三、不动产之固有物权受不动产制度约束，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四、对于旨在取得唯在与其它不动产相连系时方被视为不动产之物之法律行为，如各当事人均视其为动产，则有关行为须受涉及动产之法律行为之规则所约束。
第一百九十六条
（动产）
一、非为上条所涵盖之物，均为动产。
二、动产制度适用于须作公共登记之动产，但涉及受特别规范之事宜除外。
第一百九十七条
（可代替物）
成为法律关系标的之物系以种类、质量及数量予以确定者，为可代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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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杨亚佳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的至上性，即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权威又是必不可少的。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把十二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这是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得出的结论，也是分析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或创新使执政党既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又不至于蜕变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集团，这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方仁人志士共同探讨，但并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就教于各方。
一、 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我国法治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但是一个执政党能不能彻底完成推进法治，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人们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威信，以维持并加强自己“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权威地位和力量，即解决法治化进程中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治权威“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一些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常常是导致内战或革命。”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政治权力“正当”、“合法”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和支持。它一方面表明政治权威具有使被治者认为其统治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被治者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一旦政治权威具有这样的合法性，政治权威所制定、倡导和实施的法律，就能获得被治者的普遍信仰和尊崇。所以，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不仅使政治统治成为了“正当”、“合法”的统治，而且能使政治统治成为成本较低且相对持久稳定的统治，法治的实现也因此而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政治权威如何获得合法性呢？德国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③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近代以来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则主要以政治权威出自于民主程序、服从法律和公众对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普遍信仰为基础。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人理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基础之上。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执政党原有的合法性基础逐渐丧失：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驱散了领袖身上的光环，领袖“走下神坛”标志着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时代的结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就否定了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大生产”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由此，中国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选择了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①，用邓小平的表述就是“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②二是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合法性基础。虽然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的必然性，但为建立民主合法性为目的几次政治体制改革均因危及稳定的较大风险而停滞。在整个80 年代甚至90年代，执政党致力于经济发展，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政绩的合法性使其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严峻考验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战。
但是，执政党的政绩合法性基础在90年代未又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20年的改革，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公平问题却突显出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期的 0.288 扩大到 90 年代中期的 0.388 ，15 年间增加了10个百分点③。弱势群体不满情绪在增加，报复社会的案件和有组织犯罪的逐年增长就是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一种反映；其次，社会分层复杂化，作为执政党传统的阶级基础的工人和农民阶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其社会地位在下降。而新的社会阶层由于按照执政党的传统理论，很难进入利益表达的官方渠道。第三，就是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人们甚至怀疑执政党治理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上述三种社会现象对执政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损害并未因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看来政治权威的政绩合法性是有条件的。尤其是当这种“政绩”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时，政治权威体制如果不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与调整，这种“政绩”给现有政治权威带来的合法性将走向反面。
为解决新形势下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适时地将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单纯的政绩转移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进上。同时通过对“三个代表”的阐释，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期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依法治国是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方式，以期将党的领导同法律权威统一起来，使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发展为法理性权威，增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从逻辑上讲，三个代表最根本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的。因此，要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克服政治腐败，增强合法性基础，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尊重宪法和法律，并按照法治原则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体制进行设计和创新。
三、执政党政治权威体系的法治建构
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如何改善党的领导，企图建立一种法理型的权威结构。如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党的名义制定和发布法律文件（取代人大行使立法权）的作法；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改变了过去党委对政府进行对口管理的党政高度一体的模式；在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但总的说来，执政党的法理型权威模式的建构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讲了多年的“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并未取得多少预期的效果。因为，党政分开是西方多党制下的政治运行模式，由于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一个政党永久执政，政党与政府①之间形成了明确的界限，再加之有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为基础，所以执政党执政主要表现为执政党领袖组织内阁（政府）并通过内阁来主持政务，贯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在我国，由于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党，执政党与政府之间容易建立某些固定联系，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及至出现党政合一的现象。虽然中共十三大开始了党政分开的大胆尝试，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这一尝试基本停止了。在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向党内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又部分恢复了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②有学者将目前党政合一现象概括为党的权力的“全面性和总体性”，具体表现为全面掌握政治录用（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利益表达（通过控制舆论工具和对各种代表的遴选）、利益综合（通过“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资源配置（主要通过控制政治资源而支配其他资源）的权力。③这种现实表明，在我国的政治格局中，企图通过“党政分开”，然后再建立党政之间良性互动的法治框架的制度设计几近空想。既然党政没有分开，也不可能分开，而法治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法治架构的设计就不能抛开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而空谈国家权力结构的法治化。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
1． 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条法治社会的公理成了政治权威进行合法统治的根据。当然这是指国家权力，而对于实际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其权力来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政党来说是明确的，因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在议会民主中发展起来的，议会政治需要通过政党的竞争产生议会、总统或内阁，以帮助政府获得合法地位。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并贯彻执政党的政策。因此，西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它们对国家现政权的贡献与支持，来源于公民根据宪法所进行的选择。而中国的执政党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人民在中国近代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缔造了国家，建立了政府。因此，这个政府只有体现党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政党。至于宪法，只是把这种革命成果“肯定下来”的一种政治记录而已，其必然的逻辑就是成为执政党“办事的参考”。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虽然党的章程和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说是“人民给的”，但“是我们打出来的”的潜意识却无处不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打出来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说服力。如前所述，执政党也通过提出建设法治国家重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而法治国家最起码的标志就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定期选举，以获得选民“同意的统治”，通过定期选举赋予政治权威以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同时通过选举对政治权威予以约束。人民的授权以及对权力的约束正是法治精髓之所在。我国也进行着定期的选举，但迄今为止，选举一直是间接的，既使在县乡两级也只能是直接选举代表。况且，在党政不分的前提下，执政党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领导职务的提名权（有的要与民主党派协商），加之大部分领导人产生于等额选举之中，于是选举流于形式。当人们觉得自己的选举行为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证明什么的工具时，他们对选举的参与热情与对选举结果的认可度必然下降。根据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的调查，在各种选举中，选民不经动员主动参加选举的不到被调查者的50％。调查还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④这样的选举会使政府的民意基础下降，同时由于选举程序（包括候选人提名程序）的透明度低，也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政府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必须增强选举的竞争性，既然在一个政党执政的前提下，政府的选举难以形成竞争局面，那么首先就将增强竞争性的重点提前到执政党内的提名程序中，科学设计“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程序，①同时在政府选举中，不再实行等额选举制度，大大提高差额选举的比例，以增加选民选择的机会。这样经过党内“非政党式竞争选举”的候选人，再一次经过大差额比例的竞争性政府选举，当选者既有执政党的支持，又具备较雄厚的民意基础。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地位也会由于本党当选者（一般为执政党某一层次的领袖）的民意基础而得到巩固。
2． 执政党官员的任期制。任期制是法治社会对公权力的一种限制，“所谓绝对的权力，不仅是指在空间范围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也是指在时间长度上不受法律限定的权力。因此，从保障自由、防止专权和厉行法治的目的出发，给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权威确定一个法定的任期，而且不得终身任职，就成为限制和约束政治权威的一个重要方法”。②在美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权威的任期制就为政治家、制宪者所重视，形成了“终身任职不符合人民主权和民主选举的理念与逻辑要求”的共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指出：“理性和经验向我们证明：一个国家元首那样连选连任，就是一个终身官职。当一代或两代证明这是一个终身的官职的时候，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甚至外国干涉。”③到1951年，美国22条宪法修正案将华盛顿开创的总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惯例上升为宪法规范。
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绝大部分国家级领导职务有“不得超过两届”的任职限制（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未作规定），而地方领导职务却没有连续任职限制。问题在于党政不能分开，而党又居于领导地位的体制下，撇开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而考察国家领导职务的任期是没有意义的。而作为党内根本法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内领导职务的连续任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对“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执政党也为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规范，如司局级60岁退休，省部级65岁退休等。但是取消终身制与设置任期制毕竟是两个问题。前者的重点在于防止领导层的年龄老化；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公民平等，轮番为政的民主意图。这是人治与法治的两种不同的思路。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党内职务无连续任职限制，国家职务的连续任职限制也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职务，那么执政党就可通过掌握的政治录用权在某人的某一职务任职届满时，“安排”到其他国家职务上去。一个人可以在各种国家职务间流转，逃避了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延续了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使宪法规定的连续任职限制形同虚设。这样一种实际违反宪法和法治原则的作法，极易形成政党的官僚化和既得利益集团，堵塞广大公民和普通党员进入管理层的道路，削弱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减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既然党政未能分开，又选择了法治道路，党的章程和规定在形式上和实际运作中不得违反宪法，这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要求。其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宪法规定的任期制，设计党内领导职务的任期制，取消党内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推荐到国家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任期，按照宪法规定任期届满不得轮换它职。这不仅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要求，也是防止“每逢继任势必招致阴谋、贿赂、暴力”等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治本之策。
3．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法治理论对公共权力予以约束的观点来自于以下两种基本共识：一是政府权力的扩张性是民主与法治秩序的最大威胁，如果不对其严加约束，那么，它必将形成专制的力量。二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存在着矛盾的，要保护公民权利就必须对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与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限制，否则公民的权利必将受到破坏。这里的权力是人民“让渡”的公共权力，同时又是由公务人员行使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在我国党政不分的政治格局中，执政党政治权力具有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因此，要实行法治，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控制就必然延伸到党内来。对这一问题执政党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如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关键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 可见，体制创新成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法。笔者认为，在党政不能分开的情况下，约束权力的体制创新也应先从党内的体制做起。
目前执政党内的权力约束制度主要有横向的集体讨论和纪委监督，以及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党内选举。但是这些监督制度都缺乏透明的、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党章第4条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党员还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即是对党员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党内决策的监督。但是，关于党员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的时间、效力、方式，以及有关组织不予答复的后果及纪律责任，则没有具体规定。缺乏程序支持的规定只具有宣告的意义，不具有实质的和制度层面上的效果。笔者认为，所谓体制创新在党内约束权力方面则必须加强党章、党规、党纪的程序制度建设，使党章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成为刚性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则。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20多年来，的确发挥了维护党章党纪，纯洁党的作风和组织的重要作用，是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主要力量。但是，制度设计上的缺憾使之不能充分发挥监督和制约功能。首先，制度设计上存在矛盾之处。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但是却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据说这样规定是由于党章第十条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两个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但这样是不符合逻辑的。况且，党章还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前者对后者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由它产生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报告工作，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分别行使领导决策、党纪监督的职权。其次，党纪监督体制上存在盲区。根据党章的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检查党员和党的组织执行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的情况。但是，“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4条）也就是说，纪委无权单独对同级党委常委立案调查。由此，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制约功能大大减弱。更令人不安的逻辑结论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于已无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则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也无立案检查权。对党的中央一级的纪律检查和权力监督就成了空白。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党的最高决策层永远不会滥用权力；二是即使有滥用权力、决策失误的情况，自己也会迅速纠正。但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明智的制度设计则是：明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地位，明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的监督和制约。
4．执政党活动的法制化和政治责任制度。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但是领导地位并不等于就是绝对权力。因为绝对权力本身就是反法治的。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5条）执政党服从宪法和法律，是他们政治权威地位被尊重和服从的基本前提。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公职人员所受到的尊重，与其说由于他所掌握的权力，远不如说是由于他自己对于法律的尊重。”①如果政治权威自己背弃法律，他就无法去号召被治者自愿服从法律和他自己。因此，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必须同时建构使自己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体制。笔者认为，这样的体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依据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体现执政党的领导。二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以落实执政党的政治责任。
对于第一个方面，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对党的活动方式加以规定。目前各国宪法和法律对政党加以规定的不多。但是，鉴于政党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必要将政党立法放在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党对国家事务实行领导的基本原则，但是对党的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没有任何规定。至于执政党如何将自己的意志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组织如何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党组织与人大产生分歧时的协调和处理程序、执政党在人大开展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各级人大中执政党党员的比例等都无法可依。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只好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往往不能落实，一些人甚至利用立法空白大搞政治腐败。②为此，有必要修改宪法和制定政党法，形成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制度体系。
对于第二个方面，要通过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是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主体，以地方权力机关为补充的体制。审查范围主要是以一府两院的行为尤其是抽象行为为对象。至于政党的行为并不在审查范围之内。对于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由于存在政党式竞争选举，执政党的决策失误或政治腐败往往成为败选的原因。因此，对执政党行为的违宪审查并不显得那样重要。即使这样，不少实行宪法法院违宪审查制的国家也将政党行为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以规范政党行为，明确政党的政治责任，体现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而我国，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形成政党竞争选举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并不审查政党行为。从而使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权力的执政党实际上处于无监督的政治格局中。这不仅与法治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由于“绝对的权力”造成的腐败，严重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在目前政党体制下，可行的办法是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将政党行为纳入到违宪审查范围，使执政党承担与其权力相应的政治责任。这里的问题是人大能不能通过违宪审查监督执政党。从理论上说，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按照我国宪法，“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而执政党违宪必在受追究之列，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又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法定职责，因此，执政党接受人大监督和违宪审查，并承担违宪责任是符合法理的。执政党对人大工作实施领导，并不排除人大对执政党的监督和违宪审查。一个循法而治，依律而为并具有明确政治责任的执政党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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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淑真著，《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① 程燎原、江山著，《法治与政治权威》，第196－21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② [美]加布里埃·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第36－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 [德]马克斯· 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①[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译本第58、5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① 在本文中指广义的政府。
② 参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第273页，杭州，淅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③ 沈远新，《政党政治与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腐败》，《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④《中国能不能提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南风窗》，2002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