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钱“死法”重要，面对被追“太多”问题资态更重要

张生贵
我们都应当为钱云会而忏悔


　　近些天来，网络空间关于钱云会的案件一直持续高热不退，不象其他媒体关注的案件，一旦官方论证或定性定调后，自然就退烧或突然不再被人们追踪，而寨桥村、钱云会、征农地、碾压死等几个关键事实，却非但没有因为温州警方的定性而消解，反而越来越引起关注，从不信任到质疑，从提出问题到极端看法，一时一刻也没有消停。警方从侦破案件的专业技术角度给出结论，网民则以常规常识的眼光判断警方的定性，无论如何，这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情，正是顺应了那句话，有争论才能有进步。笔者的眼光未曾停留下来，因为我即没有参加调查，也无法提出质疑，仅因此案有着广泛的网民参与的广泛的激辩，本能地要多看多想，也是出于职业的习惯。在这里，我不想对案件中谁对谁不对发表看法，我知道这样的看法也毫无意义，我们能否从案件本身的阴影中走出来，站在另一个起点上，审视这起事件，强调一句，并非对公众的质问有任何不同意见，只是想事件的发生为什么会如此结局。昨天看到一篇文章令我感动，文中提到作者曾是一名记者，为曾经的无能深深忏悔，而且这种悔恨一直缠绕着，跟随着，但又不敢跟身边人提起自己的无能，甚至也产生放弃做记者的念头。当人们第一时间看到钱云会惨死的照片、村庄的名字、简单介绍，惊愕地想起了曾经收到过那个举报线索，寨桥村，钱云会，已经记不起那个时间，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太小了而且复杂，必然难以介入。因为就在此前一个类似的其他地方举报选题被毙了，主要是因为不够重大，征地规模影响范围也小……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线索之前应该也有其他同行收到，但是都同时选择了沉默，原因只有一个，事情太小了。
　　“一个富饶的浙江并不算富饶的小城的穷困小村子，一个不起眼的村长，为了那么一小块地，一块他们看来似天大，我们看来却见怪不怪的征地纠纷。根本就没有真的觉得他这是多大点事，别提商量，根本都从未跟编辑部提过，因为有限的新闻资源配置根本都不可能通过他这个小芝麻选题，过去很多类似的选题都因为自己的精力限制，媒体的有限资源配置，无疾而终。尽管对那些求助者个人来说，这却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不敢去假设，如果媒体早一些介入，悲剧还会不会发生，必须坦诚，媒体的作用远想的那么万能，但媒体的话语权至少大于孤民。这就是所谓新闻的残酷性，新闻的残酷在于功利，轰动性、典型性、重大性等等因素，新闻的残酷也在于健忘，时效过了，热度过了，价值就减了，因为人们也淡忘了，也许是个性与人性的选择。历史的残酷则是对个人再大的事，放在历史长河中都真的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让人心痛。后人看来最多不过是在看一段精彩故事，一段看起来跟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历史是残酷的。”给钱云会这样的人我们鞠躬致敬，他坚持六年用双手撑起自己身体直到死去；深深忏悔。
　　质疑死法是想真相浮出来，追查面对问题的资态，以为防止以后类似的事态再发生，我们的身边的确已经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当我们质疑截访者对而被截访弱势群体粗暴行为的时候，转眼间截访者成为被截访对象，我们追问拆迁者的良心的时候，曾为拆迁者卖力者转而成为弱势的被拆迁者，当我们质疑司法者利用强权枉法裁判的时候，曾行使司法强权的人被更强势的司法者制裁，这世界也太怪了，难以置信的事总是被信，不可能发生事时常就发生在身边，皆因利而来因利而去，翻看云卷云舒，只要让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活的稍好一些，让那些掌权都用自己的权利让自己过的丰裕的时候，也让被代表者过的顺畅些，仅此而足矣。

兰泉再谈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3）

再谈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中的补正工会手续

在第一次看到第十二条规定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法院作出这一规定之前是否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过磋商或者事先通报，如果做到这一点估计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态度应该是反对这一做法。
最高法院在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中参考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虽然具有独创性，但这一适用是否恰当只能从两者涉及的法律关系角度确认其有效性。《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合同属于身份合同，《合同法》所调整的合同属于债权合同。劳动合同是否适用《合同法》规定，《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对此已作出明确的规定。劳动合同作为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它法律的规定，原则上不适用《合同法》。而合同法司法解释是否为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参考适用，应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进行明确，本文仅从适用目的、范围、法律依据、程序角度进行探讨：
一、 两者适用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九条
（后简称第九条）的目的在于让涉案的合同纠纷在提起诉讼后通过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促成更多合同的正常履行，并对造成合同无效一方的违约行为进行惩处。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3】4号）第十二条（后简称第十二条）的目的在于帮助部分用人单位，对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通过办理补正工会手续让其解除行为合法化，使履行法律权利的劳动者利益受损。
二、 两者适用的范围：
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适用于涉及这一类问题的所有合同，不论合同
是否提起诉讼。
而补正工会手续只针对已提起诉讼的劳动争议，其它同类劳动争议未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既不会去审查，用人单位也不会去办理补正工会手续，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不能因劳动者未提起诉讼（申请仲裁）而合法化。
三、 两者适用的法律依据：
第九条适用的合同要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
而第十二条所适用的补正工会手续不但没有法律法规的规定，甚至与《工会法》第二十一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相抵触，变相剥夺了工会的监督权。
四、两者适用的程序：
第九条规定的合同纠纷（除双方约定仲裁条款外）直接提起诉讼，无需经过仲裁程序。而第十二条涉及的劳动争议案件申请劳动仲裁是必经程序，在通过仲裁审理后即使仲裁裁决用人单位未经工会程序违法（本文只针对单一程序违法），需支付劳动者赔偿金。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提起诉讼前用人单位都会去办理补正工会手续，其结果无一例外地让劳动者无法获得赔偿金。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第十二条在实践中的适用将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一、 适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支持
《工会法》第二十一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通知工会程序，都是在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前通知工会，在经过工会同意后用人单位才依法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而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再办理通知工会手续，不但没有法律依据，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在作出规定前未对解除劳动合同的性质进行着重研究。作为身份关系的劳动关系在解除后除法律有明文规定外（如非违规解除的女职工事后发现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已怀孕），其它任何补救行为均不能改变解除劳动关系时的性质，更何况补正工会手续在于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合法化。
二、 直接造成工会与劳动者的对立
虽然补正工会手续针对的是离职员工，但离职员工也是在职员工日常经常联系的人员。用人单位对离职员工的做法也必然将在今后针对现在职人员，工会在违法作出补正手续后，在一定程度上不但与离职员工对立，也同样在与在职员工对立。其结果工会在今后协调员工劳动关系时将十分被动，甚至在员工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工会人员将无法参与协调工作。
三、 第十二条适用的结果将可能是废弃
由于第十二条规定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任何用人单位的工会在适用上都会十分谨慎，
避免与离职、在职员工的对立。笔者相信各级工会组织也认识到第十二条适用对工会组织宗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在今后工会法修订时增加专门条款，禁止用人单位工会在用人单位单方面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再补办通知工会手续，从而在法律上废除第十二条的适用。
也不排除近期相关工会对第十二条适用作出以上内容的规定，避免工会组织在本地区协调处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纠纷中处于尴尬的境地，使工会日常工作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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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孙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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