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军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徐军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关键词：斗争哲学；和谐哲学；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诉讼和解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and the Re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XU J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antinom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onflict philosophy view to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This change will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country lawmaking and judicatory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In the struggling philosophy view, crime litigation of our country is a kind of autocracy tool, criminal suspect and accused person are lack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To modify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in the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we should abide by harmonious principle, manage to deal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 carry on relocating the value, target and function etc. of code of criminal court, retur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rime litigation; reform related crime litigation principle, system and concrete proceedings; strengthen system innovation, carry out loose and strict mutually to help pertaining to crime policy, increase to establish litigation to reach agreement system, through reaching agreement to dissolve society antinomy, reduce inharmonious factors. Through modify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positio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as society antinomy’s dissolving machine, cancel its administration tendency, stand out its human rights guarantee function.

Keywords: conflict philosophy; harmonious philosophy;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remodification; th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一般来说，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基础之上的，是这种哲学观的具体外化，尤其是作为比较重大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谓政治哲学观，是指有关政治及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1]。从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有一个从最初的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逐渐转变的过程。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测震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哲学观的影响，从而也有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观的转变，适时地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制度作一些调整，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秩序与人权的保障功能。

一、斗争政治哲学观向和谐政治哲学观的转变

　　斗争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矛盾辩证法，主要是从对立面的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揭示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则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崇尚“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思维方式上，提倡用矛盾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2]。和谐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系统辩证法，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基本前提条件是异质差分要素的存在，和谐产生于对立，相同的东西不能产生和谐，正所谓“和而不同”。主要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视域出发，强调异质要素通过有序有机的结合，在相反相成中实现互动、互补、互利、协调、和平、和解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把“合二为一”作为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目标，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重在用平和的手段化解异质要素间的各种矛盾，遵循的是“肯定性的原则”。 “和谐”与“斗争（矛盾）”都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决定了谁在处理各种矛盾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方式存在。和谐哲学政治观与斗争哲学政治观，究竟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斗争哲学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观，这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初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其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夺取政权，改造中国社会。革命是一种社会的质变，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大都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它们与夺取政权改造社会不一样，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量变。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发展生产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要求，斗争哲学观应当逐渐退居从属地位，和谐哲学观应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在很长时期内，斗争哲学观仍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究其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国际国内还比较严峻的形势使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同时，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的转变，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
　　直到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自此逐渐有所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转变导致其斗争哲学观逐渐向和谐哲学观转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依靠谁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谐政治哲学观正式取代斗争政治哲学观而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就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要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1]。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和谐政治哲学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和应用。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近代完全不同的形势。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放弃斗争哲学观，但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更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再加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矛盾，在性质上大都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由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它们虽然也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对抗的、强力的，而只能是和谐的方式和途径[3]。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斗争政治哲学观转向和谐政治哲学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作风的具体体现，这种转变，必将引发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
　　应该指出的是，和谐政治哲学观之所以成为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导政治哲学观，也是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深厚的“和合”思想这一主线。“和合”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4]。可以说，和谐政治哲学观的提出，是传承和弘扬了“和合”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

二、斗争政治哲学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

　　无论是斗争政治哲学观还是和谐政治哲学观，都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即主要解决国家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矛盾。政治哲学观和刑事诉讼法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刑事诉讼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争哲学观，也就是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其中一方予以消灭，或将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这种斗争哲学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敌对行为看待，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种高压态势，以及时、又准又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为价值导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何才能保证程序公正，并不是这种哲学观影响下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刑事诉讼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完全抛弃诉讼形式而以运动方式打击犯罪分子。
　　在中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产生时期，虽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但斗争哲学观仍有相当影响。这种影响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有相当体现，其重要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是专政机关。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导思想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如该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立法目的显示出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根本就没有纳入该法律的考虑范围。二是诉讼构造上，控、审不分，实行的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而沦为诉讼客体，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斗争哲学的语境下，矛盾解决追求的是及时有效，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当与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控、审不分，有利于使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形成一种打击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说，这种诉讼构造正是斗争哲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诉讼行政化倾向严重，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承担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在审前移送案卷，导致审前有罪预断。一般来说，主动出击从而掌握主动权，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点来说，法院主动参与刑事诉讼，这不仅是其作为专政工具的体现，也是其完成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条件。四是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实行无罪推定，不仅说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于控诉方，也说明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就是无罪的，控诉方不能随意剥夺、限制其合法权利，这对于司法机关查明、证实、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这种保障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且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忌讳。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较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但受斗争哲学观影响的痕迹仍较明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仍然带有一种专政意味，只是没有1979年《刑事诉讼法》严重而已。其主要表现有：一是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没有改变，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司法实践经常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对某些案件不切合实际下达办案指标；还有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制度，时不时召开联席会议，对某些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实行未审先定。这些现象的发生，其实都与斗争哲学不无联系。二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虽然有人认为，结合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的取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加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称谓的区别，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就是无罪推定原则，但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只是法院的统一定罪权，而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时隔十余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竟然没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不能说没有斗争哲学的影响。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措施缺失，对侦查措施缺乏有效控制。在具体程序与制度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较多的是审查起诉程序与审判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上，而侦查程序却没有太多变化。为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继承”1979年《刑事诉讼法》专政色彩较多的也主要存在于侦查程序。缺少诉讼性而行政化极浓，侦查措施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律师介入举步维艰，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特点，也是斗争哲学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四是在证据的运用上，遵循的是“口供本位”，而非“物证本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导致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按照司法机关的意图必须供述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事实上造成当事人承担了一部分举证责任，自证其罪，也难以避免司法机关为获取当事人的口供，而采取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国家司法机关当成追诉犯罪的一种工具。五是没有建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行为往往侵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是为了维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以免刑事诉讼沦为行政治罪的工具和专政的手段，杜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的罪名”等一些出入人罪、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现象的发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虽然有一些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由于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很难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样，中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也就少了一道防止中国刑事诉讼在实践中滑向行政治罪工具的保障。

三、和谐政治哲学指导下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政治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借鉴国外有益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来讲，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以和谐观念为指导，在宏观上和理论层面理顺好几大关系。和谐社会的前提性条件是对各种主体、各方利益、各种形态的社会存在予以广泛认同和尊重，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正是“和”而不“同”的现实本身才产生了和谐的需要。如果无“异”，也就没有必要强调“和”。因此，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功能互补的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是个体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得到很好对待的社会。其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关系：首先是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是刑事诉讼的外部和谐问题，包括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只有处理好这几方面关系，才能处理好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是处理好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侦查和起诉，起诉和审判，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只有理顺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才有可能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消除行政化倾向。再次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追诉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追诉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程序性质的风向标。权力处于压倒性地位，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专政性质的行政治罪程序；权力受到抑制，权利得到保护与张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对追诉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防止其过分扩张而压制权利、侵害权利。
　　其二，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尽量使用和平的手段即正当的诉讼手段化解，而不能使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据此，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在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上，不仅要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要将社会关系的恢复作为其最终目标；要充分认识到正义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刑罚和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刑事诉讼制度的目标上，要强调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能仅将犯罪行为打击了事，还要致力于弥补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秩序真正回到稳定和谐的状态中来。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上，应将刑事诉讼法从过去的专政工具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器。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批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兰政办发〔2005〕7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试点企业：
《第二批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批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国办发〔2005〕4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省政府关于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确保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圆满完成，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组织实施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是国务院作出的加快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国有企业办社会是当前制约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国有企业按规定向国家缴纳税费后，还承担办中小学、公检法等经费支出，不仅增加了负担，影响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而且不利于企业集中精力从事生产经营。加快推进第二批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将从体制上为国有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创造基本条件，有利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地方经济和财政实力。推进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尽快将企业办社会职能单位从企业分离出来，交给政府管理，是健全政府管理职能的需要，也是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推进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从根本上消除大部分中央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体制性制约因素，对于促进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工作范围

国务院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等74家中央企业所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安、检察院、法院等职能单位，一次性全部分离并按属地原则移交所在地（市）或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二批中央企业移交地方管理办社会机构经费补助对账表》的通知（财企〔2005〕20号），此次工作涉及中央在兰10户企业集团中的12户企业，需要分离的职能机构有18个，其中：中小学17所，即兰州电力修造厂子弟学校、 兰州机车厂企业联合中学、兰州机车厂企业联合小学、大唐连城发电厂子弟中学、兰州西固热电厂子弟学校、八盘峡水电厂子弟学校、兰飞中学、兰飞小学、万里中学、万里小学、中国核工业集团五O四厂子弟中学、中国核工业集团五O四厂子弟小学、四七一厂子弟小学、兰州生物药厂小学、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子弟小学、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中学、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小学；公安机构1个，即铁路工程公安局第二十一公安处。2003年年末资产总额3146万元，在职职工总数839人（其中：中小学教师794人，公安机构人员45人），离退休教师624人。

三、基本原则

（一）此次移交单位仅限于中央全资及控股企业兴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根据属地原则，实行成建制移交，分级接受和管理。具体移交级次为：地处永登县的中央企业所办中小学移交永登县政府管理；近郊四区的中央企业所办规模较大的完全中学移交兰州市政府管理，其他中学、九年制学校和小学移交所在区政府管理；公安机构移交兰州市政府管理。
（二）根据移交资产无偿划转的原则，分离机构所有的资产全部按级次一次性划转所在市、区、县政府。
（三）移交中涉及人员、资产以及经费支出情况，以2003年财务决算为依据。
（四）按照“零债务移交”的原则，分离机构移交前与金融机构和原主办企业发生的债务，不移交地方政府，仍由原企业承担。

四、移交办法

（一）分离机构的移交。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中学、中国核工业集团五O四厂子弟中学、兰飞中学、万里中学移交兰州市政府管理；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小学、兰州生物药厂小学、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子弟小学移交城关区政府管理；兰州电力修造厂子弟学校, 兰州机车厂企业联合中学、联合小学移交七里河区政府管理；兰飞小学、万里小学移交安宁区政府管理；中国核工业集团五O四厂子弟小学、四七一厂子弟小学、兰州西固热电厂子弟学校、八盘峡水电厂子弟学校移交西固区政府管理；大唐连城发电厂子弟中学移交永登县政府管理。铁路工程公安局第二十一公安处移交兰州市政府管理。
（二）资产移交。企业现有资产（含土地、房屋、设施、设备、资金等）一次性整体无偿划转所在市、区、县政府。目前在建的基建工程按投资计划由企业继续完成，竣工验收后无偿划转给所在市、区、县政府。移交后，原来的债务、合同责任及连带责任应由原企业承担，市、区、县政府不承担任何债务和责任，做到零债务移交。
（三）人员移交。以2003年12月31日在职人数为依据，对其中具有相应职（执）业资格的教职工和公安人员在核定的编制范围内，经市、区、县政府人事、教育、公安部门审定后纳入移交范围。中小学离退休教师和2004年新增人员中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并纳入移交范围。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人员，由企业妥善安置，不列入移交范围。
（四）经费补助。移交地方管理的中小学、公安机构以及中小学离退休教师所需经费补助，经市、区、县政府财政、教育、公安部门审定后，作为移交基数报审。在2005-2007年三年过渡期内，其经费按规定比例由企业和中央财政共同承担。从2008年起，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

五、工作步骤和主要任务
　　
按照省上确定的时间进度要求，我市的移交工作分五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3月1日—6月10日）：按照国办4号文件规定，由市、区、县有关部门与试点企业核对确定移交单位、人员、资产以及经费支出情况。
　　第二阶段（6月11日—6月30日）：由市、区、县有关部门与企业共同研究拟定有关单位、人员及资产的草签移交协议，报市协调小组办公室审核汇总。
　　第三阶段（7月1日—9月30日）：市协调小组将汇总结果上报省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由省协调小组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确认后，由有关方面签署移交协议。
　　第四阶段（10月1日—10月31日）：根据中央审核确定数，按规定办理资产、财务、劳动工资、社会保险、人事等划转手续，落实经费补贴指标。
　　第五阶段（11月1日—12月10日）：检查验收，总结经验，将工作总结上报省试点工作协调小组。

六、组织领导
　　
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涉及企业多，任务重，情况复杂，工作难度比第一批2户试点企业更大。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市政府成立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协调小组。市政府副市长马琦明任组长，副市长陈冬芝任副组长，成员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悌先、市财政局副局长张兆祯、市教育局局长栾行健、市公安局局长姚远、市人事局局长（市编办主任）魏邦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继彬、市经委主任赵福元组成，具体负责移交的实施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张兆祯兼任办公室主任。

七、责任分工
　　
第二批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必须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做到分工协作，各司其责，密切配合，抽调专人，责任到人。协调小组负责全面组织、协调、检查、督促、落实第二批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协调落实协调小组的决定事项及与各有关部门、企业的联络工作；党务移交工作由市委组织部门具体负责；编制核定工作由编办牵头，教育、公安部门配合；人员划转和工资套改工作由人事部门牵头，教育、公安部门配合；社保关系的接续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牵头，教育、公安部门配合；资产和财务关系的移交工作由财政部门牵头，教育、公安部门配合。

八、保证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是今年国务院确定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不仅涉及到财政企业管理体制的创新，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也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相关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的稳定。各有关县区和部门一定要从改革发展大局出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的工作部署，确保按期完成第二批中央在兰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任务。
（二）严格执行政策，保证工作质量。各有关部门和试点企业要切实履行职责，严格按照国办发〔2005〕4号文件的各项规定办事。要实事求是，认真做好移交单位、资产、人员及补助经费等基础数据核对工作，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移交机构和移交人员的范围，不得突击提高工资标准，不得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法调增经费补助基数。试点企业划转人员编制、工资待遇、社保关系接续等问题涉及到职工的切身利益，必须慎重对待，妥善解决。从我市的情况看，试点企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与地方同类人员情况有所不同，在移交过程中，要严格按政策办事，防止出现问题。对试点企业职工转为事业编制后的养老保险接续问题，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相应的解决办法。
（三）严肃工作纪律，确保财产安全。在移交过程中，各企业、各移交单位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移交单位财务的管理，防止乱分钱物。企业不得随意变更被移交单位的资产，也不能改变资产用途。要切实保护国家财产安全，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
（四）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业要及时沟通情况，相互支持，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批复手续完成后，要按规定及时办理有关移交手续，妥善安置移交人员。各县区有关职能部门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主动为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提供服务，工作要做细做实，要注意及时研究解决移交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有关企业也要充分理解地方政府，不能有甩包袱的想法，不得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对于实施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
（五）做好思想工作，确保社会稳定。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是试点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根据第一批试点工作的经验，要认真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宣传解释好有关政策规定，使他们了解形势，熟悉政策，掌握情况，理解和支持改革工作。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做好移交企业职工的情绪稳定工作，主动协调解决移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移交工作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