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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

时间:2024-07-22 14:26:06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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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

国务院出版口


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

1972年12月7日,国务院出版口

图书版本记录包括以下项目:
1.书名(或图片名)
2.著作者(或绘制者)、编辑者、翻译者的姓名(或笔名、单位名称)
3.出版者、印刷者和发行者的名称
4.出版年月、版次、印次、印数
5.统一书号、定价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翻译书籍,应加载原著作者的国籍;原书名、原著作者姓名及原出版者名称的原文;所据译本的出版年月及版次。
转译书籍应记载:所据译本的原书名、著作者和转译者姓名、出版者名称的原文及出版年月、版次。为排版便利,原文可另载在适当地位。
由外文书籍、报刊选译短篇文字成书者,不必在版本记录中列举原著作人原名及出处,而应在每篇译文后注明原著作人译名及出处,或由译者、编者另加总的说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及文件性书籍,原著者国籍、翻译者、编辑者等项目可不载。
(二)出版年月、版次、印次、印数:
出版年月须载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年月和本次印刷的年月。
版次是用以统计版本内容的重要变更的。图书第一次出版者为第一版,内容经过较大增删后出版者为第二版,以下类推。同一种图书改换书名、开本、版式、装订、封面出版者,均不作为再版,即不作为版次的变更。
印次是用以统计印刷的次数的。印次须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计算起,重印时应将以前各版的印次累计进去。例如某书第一版印了三次,第二版印了两次,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应作为第四次印刷,第二版第二次印刷应作为第五次印刷,以下类推。
印数须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起累计计算。例如某书第一版印了两次,第一次印数10万册,应记载为1—100000册,第二次印数5万册,应记载为100001—150000册;第二版第一次(即累计印次的第三次)印数10万册,应记载为150001—250000册,以下类推。
一种书有不同的开本或不同的装订,如精装、平装、普及本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版本的印次、印数须分别累计。
某些图书因特殊原因不宜记载印数,可以不记载印数。应在缴送样本的版本记录页上注明印数。
(三)统一书号、定价:
统一书号由图书分类号、出版社代号、序号三个部分组成。编号方法参阅《全国图书统一编号方案》。
统一书号及定价这两项除印在版本记录一处外,还应印在封底的右下角。
(四)“内部发行”和“只限国内发行”的书籍应在版本记录页和封底注明。
(五)租型印制的图书应记载原出版者及重印者名称,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向人民出版社租型印制某书,应记载为:
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
租型印制图书的版次按照原出版者的记载,不得变更。印次、印数应按照租型重印的数量统计,在印次前并应冠以重印者所在地的地名。
(六)从其他出版社转移来的书籍,版次从第一版算起,称“新一版”。印次、印数亦从新算起。一般应在版本记录中载明原出版者的名称,或由出版者另行说明。
(七)版本记录刊载的地位,不作硬性规定,但应便于查阅、适合于书籍的性质并符合于纸张节约和美观的要求。
(八)外文书籍、少数民族文字书籍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性质的书籍,版本记录的项目得酌量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的通知

1966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1956年10月,我院为了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和制度,曾在总结14个大、中城市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发布试行了“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的。试行以来,对于统一审判程序,提高审判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但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审判经验的不断丰富,特别是1958年司法工作的大跃进,这个“总结”的某些规定与实际工作需要已不完全相适应。因此,我院于1959年7月,曾拟订修改这个“总结”的计划,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修改计划着重指出:研究修改程序时,必须贯彻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司法工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有利于对敌斗争等原则;肯定其中适用部分,抛弃其中不适用部分。这些都是正确的。但这个计划,当时因故没有实现。近两年来,为了贯彻中央关于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针,各地人民法院普遍地实行了依靠群众办案,审判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又有新的发展,大大突破了“总结”的规定。尽管其中一些基本制度程序,例如:“案件的接受”、“审理案件前的准备工作”、“审理”、“裁判”、“上诉”、“死刑复核”、“再审”、“执行”等,现在仍然需要,但其中有些具体规定,例如:刑事方面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范围、法院组织预审庭审查公诉案件等;民事方面当事人起诉或上诉都应当用诉状或上诉状、传唤当事人和证人一律用传票等,都是与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不相适应的。因此,在第七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审查这个“总结”的意见是必要的。经我院研究认为:今后在审判工作实践中,对“总结”的规定,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通过总结经验,认真研究,凡是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特别是妨碍依靠群众办案的,予以破除,创立符合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制度程序;凡是审判工作需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仍要参照试行。请各地人民法院将在依靠群众办案中总结的好经验,随时报送我院。


南京报亭事件:又是城管挨骂

刘建昆


  近日,南京市拆除接头报亭引法热议。根据有关报道,南京市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新闻出版局等9部门联合出台《南京市书报刊亭暂行管理办法》(未见原文);其审批程序是:报刊亭办理依据《出版物经营许可》,经营者向街道提出申请,街道城管科按规定对报刊亭定点并签署审批意见;区市容局对经营地点进行审核批准并签署意见。

  由此可见,报亭属于多重管理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除了文化主管部门对报亭进行行业主管审批许可外,由于报亭涉及“占道”,即占用城市公共道路,城市道路公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时进行了公物特别使用许可。

  公物的特别使用许可是各国公物法或者公产法上通行的一种制度,它是公物行政机关基于所拥有的公物管理权所衍生出来的。我国民国学者白鹏飞认为“于长期间继续的占用道路之行为,则除受警察官署之许可外,尚须向管理道路之官署,请求许可,方可行之也”。这种制度一般应该采取行政许可的形式,使用人所获得的许可,虽然类似于民法上的地役权,但本质上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民事物权——有时也不直接采取行政许可的形式,而采取诸如行政协作、合同等形式。

  南京报亭事件凸显出我国公物立法所存在的缺陷,同时也说明,我国法律理论对于公物特别使用许可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公物作为供公众使用的行政财产,以公众一般使用为原则,而以特别使用为例外。传统公物行政法理论上认为不但“特别使用权之特许与否,以属于官署之自由裁量为原则”,而且在公物特别使用许可的取消上,“必以不妨害此主要目的为限度。若其特许,而逾越乎此范围,官署当然有取消之权限也。”在南京报亭事件中,南京城市管理局拆除报亭,属于公物特别使用许可的取消,这是一种公物管理权行政行为,而不是公物警察权上的管理行为。但是,公物行政机关进行或者取消特许的裁量,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在实体和程序上受到何种限制,仍然属于公物法学乃至行政法的任务。

  另一个问题是,现代城市道路功能日趋多元化,在很多地方,自动售卖机、无人值守电话亭等设施都可以在道路上找到安身之地,而书刊报亭作为一种文化设施,固有其重要性。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城市道路公物在规划设计、建造之时,对这种文化设施的存在缺乏合理的考量,公物行政机关对此也缺乏相应的重视,草率决策,直接造成了管理行为不为公众所理解,引发指责。挨骂之后,倒是希望南京的城市管理部门也能有所反省。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