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办公室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办公室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办公室关于印发大兴安岭地区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大署办〔2010〕3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林业局，地林直、中省直有关单位：
《大兴安岭地区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已经行署、林业集团公司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0一0年四月八日



大兴安岭地区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规范“中国北极蓝莓”生产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和《大兴安岭林下资源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北极蓝莓”，是指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现辖行政区域（包括三个县、四个区、十个林业局，总面积为8.46万平方公里）内，按照“中国北极蓝莓”生产技术标准和质量技术要求生产的蓝莓果实及其产品。
第三条　“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9年第41号公告批准的保护范围为准。主要产区为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塔河、新林、松岭、呼中、加格达奇、十八站、韩家园林业局及呼玛县林业局。
第四条　在保护区域范围内任何生产、加工、销售“中国北极蓝莓”及系列产品的单位、个人，以及“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机构应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各县、区、局应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管理，积极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保护好中国北极蓝莓资源和生态环境，确保中国北极蓝莓产业可持续发展。　
第六条　非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域生产的蓝莓，不得称为“中国北极蓝莓”。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使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
第七条　在大兴安岭地域对外销售蓝莓，必须统一使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称，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成立“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保护办公室），负责全区“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工作。保护办公室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绿色产业发展处、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组成，保护办公室设在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第九条　保护办公室应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对中国北极蓝莓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监管，对于非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范围内企业或个人以非地理标志产品冒充地理标志产品的，以及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企业以其他地域的产品冒充地理标志产品的，应依法予以禁止，并依法进行处罚。
（二）对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质量进行监控，对不按照“中国北极蓝莓”生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质量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禁止生产、加工、销售中国北极蓝莓，并依法予以查处。
（三）协调受理生产企业或个人提出的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申请，并进行初审，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后，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公室注册登记。
第十条　绿色产业发展处负责对全区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和汇总，并报保护办公室备案。

第三章　申请程序及标识使用

第十一条　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是国家规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图案。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应向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初审合格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公室审核批准和依法注册登记后，方可使用保护专用标志。
第十二条　申请使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应提交下列资料和证明：
（一）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产地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特定地域范围的证明；
（三）指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第十三条　经批准使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的生产者，方可在其生产的中国北极蓝莓及系列产品的标签、包装、广告、说明书上使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以中国北极蓝莓为原料生产的系列产品，应当在使用专用标志的同时，配有文字说明。
第十四条　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实行统一管理，生产加工企业或个人应制定需求计划，于每年年初报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公室审核批准后，报指定的印刷企业，方可按核定数量印制，并将印刷数量进行登记备案。专用标志印刷应符合《地理标志产品通用要求》（GB17924－1999）的规定。
第十五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包装标识和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印制、发放及使用情况的监管，建立台账，防止滥用或其他不按照要求使用的行为发生。
第十六条　生产加工企业或个人不得将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的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对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与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者产品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七条 生产企业或个人使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不收取费用。

第四章　生产和销售管理

第十八条　质量技术监督、绿色产业发展处、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对全区中国北极蓝莓的生产加工、销售进行监督指导，督促企业严格按照中国北极蓝莓的生产技术标准、生产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技术要求进行生产、加工和销售。
第十九条　“中国北极蓝莓”生产收购单位，要严格执行中国北极蓝莓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质量技术要求，不得掺杂掺假，添加食品添加剂。
第二十条　“中国北极蓝莓”产品或包装上的标识应标有醒目的中国北极蓝莓字样，符合标识标注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检验，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指定的法定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验。
第二十二条　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公室对“中国北极蓝莓”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实施监督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区保护办公室报请国家质检总局保护办公室，建议取消其使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的资格：
（一）未按照中国北极蓝莓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质量技术要求组织生产的；
（二）其产品质量连续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不合格的；
（三）倒卖标注“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包装物的；
（四）严重影响“中国北极蓝莓”地理标志产品信誉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据《产品质量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四条　从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的工作人员应忠于职守，秉公办事；不得接收礼金、礼品；不得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弄虚作假；不得泄露企业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违反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试论行政争议的调解机制

前言：基于“公权不能处分”的法理理念，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方式没有合法化，但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变相使用；在行政复议中，调解方式虽已经小范围的合法化，但这种“合法化”本身也似乎有越权、违法之嫌。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发展，“公权不能处分”这一命题也变得不那么确定；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外，新的、专门的行政争议调解方式也正在悄然兴起。因此，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全面引入调解方式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立法对“调解”的态度
我国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 1990年国务院发布，1994年修正的《行政复议条例》第8条作出同样规定：“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未对调解作任何规定；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联合下发的27号文件，则主要强调了调解精神在行政争议解决中的运用，提出要不断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要力争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程序中。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对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可以适用调解。2007年12月17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认真执行撤诉规定，积极探索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新机制，提倡和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协商，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撤诉规定的制定和施行，实际上为以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以上的立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调解立法从最开始的明令禁止，到不予规定，再到提倡调解精神、小范围适用，态度变化可谓非常大非常快，这也说明了当局对调解在行政争议中适用的态度，但是基于我国学者的传统看法，调解在理论界遭遇了阻挡。
二、对“不适用调解”之法理基础的质疑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时，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置手中的权力，这就是所谓“公权不可处分”的表述，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代表国家行使政权的具体体现，行政权力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无论是否与管理相对人发生争议，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处置手中的权力，只能按照国家的意志即依法行事。这就是禁止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法理基础。
20世纪80年代, “行政权不可处分”这一论断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处于通说地位。受此学说的影响,1985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 这是行政诉讼禁止调解的最初的规范渊源。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更是明确规定,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根据该规定, 所有的行政讼调解行为都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发展,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行政权是否可以处分”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是否可以建立调解制度的充分理由。将行政权不可处分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理论基础, 其基本论证逻辑是, 由于行政权不可处分, 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没有可供妥协的空间, 而调解是试图在当事人双方相互妥协让步的前提下通过合意的方式解决争议。既然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存在妥协的空间, 也就不存在通过合意解决争议的可能性。因此, 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但司法实践中, 很多行政案件虽然被诉的是具体行政行为, 但争议的核心却往往是民事纠纷。解决纠纷往往并不一定需要行政机关在行政权的行使上作出让步。以拆迁类行政案件为例, 被诉的虽然可能是拆迁许可、拆迁裁决或强制拆迁决定, 但原告提起诉讼的真正目的, 往往是对拆迁补偿方式或补偿标准存在异议。而该核心争议实质上涉及到的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经济利益, 属于纯粹的民事性质的纠纷。实践中, 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协商, 以合意的形式解决核心争议的情形十分普遍。一旦争议得到解决, 原告往往也就不再坚持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评价, 而通过撤诉的形式终止诉讼。此时的协商, 并不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或处分。从当前的司法实践看, 建设类行政案件、资源类行政案件和劳动保障类行政案件中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形。而这几类案件的数量总和超过行政案件总数约50%。因此, 即使是从数量分布上看, 将行政权不可处分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理论基础理由并不充分。

（二）行政权不可处分这一命题并不必然成立。
有错必纠的行政法原则使行政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是监督执法的内部纠错机制，实际上也处分了“公权”，广泛存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选择空间；不确定法律概念留给行政机关一定的判断余地。从对法律适用上看, 行政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处分空间。当然这些处分与民事权利的处分有着本质的差异, 这种处分只能是有限处分, 原则上必须在法定的框架范围内进行, 必须符合法定的目的, 合理作出。“以‘公权不可处分’理论排斥行政诉讼的调解，是误将行政机关对其职权的处分等同于放弃职守，将灵活执法与依法行政完全对立起来，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片面、机械认识。”在调解诉讼过程中，调解诉讼机关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调解诉讼程序阶段和行政诉讼阶段，完全可以自主地处理其调解诉讼职权。因此，“公权不可处分”的内涵应是“公权不可任意处分”，调解主体在某些方面对调解行动的有限处分权，可以说是行政争议能引入调解制度的一个理论基础。
且现实中，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外放弃、变更公权利的行为大量存在，足以说明“公权不可处分”形如虚设。若在诉讼程序中设立调解制度，名正言顺地对其予以司法审查，这样不仅从根本上保证公权不受任意处分，而且可以对其进行司法监督更能保证其合法性。故以“公权不可处分”作为排除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并非坚不可摧。
综上所述，“公权不可处分”这一法理理念本身出现漏洞，将其作为行政争议不适用调解的基础更是苍白无力，笔者认为应将其含义界定为“公权不可随意处分”，不能将其作为阻止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的理由。
三、在行政争议中引入调解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一）两办联合下发的27号文件对调解精神的鼓励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联合下发27号文件《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从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和行政审判工作、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加快完善行政立法等等方面，提出了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的各项措施和要求；提出要不断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要力争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程序中。该文件的下发强调了调解精神在行政争议解决中的运用，此后全国开展了诸多探索。
（二）司法成本的降低——对刑讼中“辩诉交易”的借鉴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plea of Guilty）。
在辩诉交易中之所以辩诉双方愿意交易，其重要原因是在交易的条件之下，双方的机会成本是最小的。办案要讲究成本是必然的要求，尤其是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所花费的成本。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三年五年，存在着侦查难、起诉难、辩护难、定案难等诸多问题。有时为了查清一个事实，为了严格依法办事，被告人、受害人，法院、检察院、侦查机关，都做了大量的无用功。被告人长年累月地被羁押着，受害人也不能及时地得到赔偿。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利益，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成本较高。如此，从经济上分析对双方都是不利、不合算的。而若采用辩诉交易，由于被告人的主动认罪，通常情况下他会被判到社区服缓刑而不是被关押在监;对于控诉方由于不需要对案件调查取证，也就节省了大量的宝贵司法资源。这种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机会成本最小的选择正是双方能够达成辩诉交易的原因。
在行政争议中同样面对诉讼成本问题，审判及判决的成本比较高，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耗费在法定程序中，并可能增加上诉、申诉、信访的比例，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相对的，达成调解协议的诉讼成本比较低，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原则。调解形式简便，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法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使争议不仅在法律上得以彻底解决，也能在心理上得以真正消除。
再者，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检察机关可以和犯罪分子达成交易，在行政争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就不能和行政相对人达成调解协议呢？
（三）司法实践的需要
1、99年的《行政复议法》既没有规定“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也没有作出行政复议可以调解的条文规定。该法规定的结案方式除第25条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外，必须按第28条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而没有调解结案方式。07年《行政复议实施条例》规定对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可以适用调解，但是适用范围过窄。实践过程中，虽然各地行政复议机关为化解行政争议，实现“案结事了”，尽最大努力去反复进行案外和解、协商、协调，但最终都是以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而达到结案目的，这种实质上是调解，却不以调解方式结案，而以撤回复议申请结案的做法，也充分显现了制度建设的缺陷和现实的无奈。
2、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行政案件数量较以往增多，案件难度提高。就当前行政诉讼的现状来看，要想更好地处理行政案件中双方主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必须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近几年来，法院行政案件撤诉结案率一直在不断增长，撤诉已经成为法院行政审判的主要结案方式。而在撤诉的这部分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就是因为法院在行政审判中运用了调解的做法，促使被告行政机关改变了违法或者不尽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使原告主动撤诉，或者使原、被告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都做出让步，从而达到化解双方矛盾的结果。尽管从表面上看，法院在原、被告双方之间不过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是原、被告自愿达成了庭外和解，但法院的这种“沟通”行为在实质上就属于调解，促使双方主体握手言和，达到了化解矛盾的效果。
再者，同是行政争议的解决方式，为什么部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适用调解，而行政诉讼就不可以适用呢？这对选择行政诉讼的相对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四、对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关于立法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正面临修改， 建议在立法中明确法院在不违反法律、 不违背公共利益和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并明确调解的范围。我们不妨将《行政诉讼法》第50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得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其它可适用民事诉讼法。
（二）行政争议调处机构——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以27号文件作为依据，2007年11月全国首家行政争议调处机构在北京海淀区挂牌。这是北京首家政府设立的专门调处行政争议的工作机构。今后“民告官”在去法院之前，可以选择这条新的调解途径。
据了解，该中心由区政府和区法院共同研究确定，由区政府法制办在区法院旁的政府办公楼，设立行政争议调处工作接待室，在起诉人自愿的基础上对行政诉讼案件实施案前调解。由区法制办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来到中心寻求行政救济的市民。根据要求，中心的协调工作能当天解决的当天解决，最长不得超过3天，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事人如果对调处意见不同意，可以随时去法院提起诉讼。
“设立接待室只是试图在起诉人自愿的基础上，在法院立案前对行政争议进行免费调解。”北京市海淀区法制办主任王德道表示。从目前办理的争议案件情况看，调处案件基本覆盖了当前易发生行政争议的领域，如房屋拆迁、劳动权益保障、物业管理、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城市综合管理等。“行政调解是一种解决行政纠纷的非常好的机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做了很好的探索。”国务院法制办研究中心主任李岳德到行政争议调处现场调研时这样说。海淀区建立专门的行政争议调处机构的开创性工作给我们行政法发展很大的启示。
可能有学者会否定地方政府建立专门调处行政争议机构的合法性，理由是我国的全国人大没有这方面制度的立法。但是笔者认为海淀区的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发挥有效的解决纠纷的功效。
我认为要充分重视调解在行政争议解决中的作用，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要积极建立与之匹配的机制去确保其作用的发挥。在立法上，修改行政诉讼法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只有明确规定一定范围的案件可以适用调解，才能发挥好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的作用的发挥；在实践中，海淀区的行政争议调处中心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作者：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
李安南律师
联系方式：13506405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