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７日江苏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１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７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４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采伐、利用、经营管理等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发展平原绿化，加强丘陵山区林业建设，建立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
第四条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鼓励林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提高林业科技水平；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制止一切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对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林业管理和林业科学研究有显著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森林资源实行以下保护性措施：
（一）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鼓励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二）根据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国有造林、育林列入基本建设计划；集体和个人造林、育林给予经济扶持或者长期贷款；
（三）征收育林费，专门用于造林、育林；
（四）煤炭、造纸等单位，按照煤炭和木竹浆纸张等产品的产量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专门用于营造坑木、造纸等用材林；
（五）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林业基金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省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具体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制定。
森林资源管理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乡、镇设有的林业工作站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监督和乡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林业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管理

第七条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其使用者或者所有者应当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使用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国家所有的重点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应当向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省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
需要变更森林、林木所有权或者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审查批准，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
因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林权全部丧失的，应当到核发林权证书的人民政府办理注销登记，交回林权证。
第八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森林、林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国家所有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森林、林木和国有林业场圃、森林公园经营的森林、林木，以及依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或者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
（二）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在其管理使用的土地上自行营造的林木，以及依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或者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上述单位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该单位；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所有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以及依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或者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
（四）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合作营造的林木，为合作各方共有；
（五）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使用该土地的单位所有；没有明确使用单位的，归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所有。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该集体所有；另有协议或者合同的，按协议或者合同的规定确定所有权；
（六）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滩）上种植的林木，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
林木，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归个人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个人，可以依法继承、转让。
单位或者个人依照《森林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通过竞标、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取得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
第九条依法划定的国有林业场圃、森林公园、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及其界线，除了经过原批准机关同意或者依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批准的以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
第十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三章植树造林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确定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组织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
第十二条水土流失的坡地，江、河沿岸，海堤沿线，湖泊水库周围，公路、铁路两侧，应当植树、种草，分别营造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护堤林和护路林。
建设农田防护林，保障农业生产。
第十三条造林绿化实行部门和单位负责制：
（一）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造林；
（二）国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管理范围内适宜造林绿化的土地，由其单位负责造林；
（三）在国家、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承包造林的，应当签订合同。违反合同的，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未按合同完成造林任务的，林地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收回林地，重新组织造林。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植树造林的检查验收，造林成活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计入年度造林完成面积；三年后验收合格的计入有林地。
第四章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五条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管理和监督。
第十六条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资源清查，建立资源档案制度和监测体系，掌握资源变化情况。
第十七条国有林场、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应当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风景名胜区内森林公园的规划，应当服从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由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指导乡村林场、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经营森林、林木的有关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第十八条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林业长远规划和国家关于划分林种的规定，提出划定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划定省重点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经批准划定的林种，未经批准机关同意，不得变更。
第十九条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撤销、合并，以及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隶属关系的改变，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主管部门管理的森林、林木经营管理单位的建立、撤销和合并，由省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类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征用、占用林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预交森林植被恢复费，领取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用地单位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或者征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没有依法取得林地使用权的，有关主管部门不得签发开采矿藏和施工、作业许可证。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第二十一条用地单位需要伐除被征、占用林地上的林木时，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三十三、三十四条的规定申请办理批准文件和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建设单位征、占用林地的，应当支付林地、林木、附着物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林地、林木、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如下：
（一）林地和林地上的其他附着物补偿标准按《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二）伐除林木补偿费：
１．用材林、新造林按实际所消耗的资金、劳力计算补偿费；幼龄林按主伐期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补偿；中龄林按主伐期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
十补偿；近熟林按主伐期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补偿；成熟林按实际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补偿。
２．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分别按用材林补偿标准的二倍和三倍补偿。
３．竹林：未满园的按实际所消耗的资金、劳力计算补偿费；已满园的按前三年平均竹产量销售价计算。
４．经济林：新造林应当尽量移植，由用地单位付给移植费；不能移植的，按实际所消耗的劳力、资金计算补偿费。已有产品收获的，按前三年平均产量销售价计算。
５．零星树木：按林种、林龄参照上述标准补偿。
伐除征、占用及临时占用林地上的林木归原林木所有者收益或者原林木经营单位支配。被征、占用的林地，二年之内不使用的，其林木、苗木允许原经营者继续经营收益。
森林植被恢复费的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具体收取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森林、林木、林地依法转让、出租，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的，应当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森林资源资产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利用森林资源开发旅游项目的，应当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办理其他手续。
第五章森林保护

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护林组织，负责护林工作；督促林区的基层单位订立护林公约，组织群众护林，划定护林责任区。
在行政区域交界的林区，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护林联防组织，负责联防区的护林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和国有林业场圃，应当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护林员的主要职责：巡护森林，检查森林火灾隐患，维护林业管理秩序，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第二十六条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发生严重的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除治措施，消除隐患，防止蔓延。
森林病虫害检疫对象的确定，疫区的划定和撤销，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林业法制建设和林政管理、林业行政稽查工作，建设好林政、林业公安队伍。
林区木竹检查站、森林植物检疫站和林业公安机构，根据国家规定的权限，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的管理工作。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除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一、二级名单外，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驯养繁殖地方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应当经林业主管部门同意。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实行限额管理。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林生态地区、珍贵稀有陆生野生动物繁殖、迁徙越冬以及濒危植物繁衍的林区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管理。
对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珍贵树木和林区内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应当认真保护；未经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采伐、采集。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监视、监测环境对陆生野生动物的影响。
第二十九条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在林内开垦、采掘、取土、建坟等；
（二）在幼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和封山期内砍柴、放牧、采集野生植物和药材；
（三）猎捕国家和地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禁猎期内猎捕和妨碍陆生野生动物繁殖；
（四）在林区经营、加工木材以及收购国家及地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五）森林防火期在林内野外用火。
木材经营、加工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
第三十条运输木材、竹材及其林产品，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从林区运出木材、竹材及其半成品、大宗制品出省或者出县的，应当持省或者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发的运输证或者国家统一的调拨通知单，其运输证自林区到运输终点地全程有效。需再次运输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新证；
（二）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持省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签发的准运证明；出口的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三）森林植物及其林产品（包括乔木、灌木、竹类、野生珍贵花卉和其他森林植物，苗木、林木种子和其他繁殖材料，木材、竹材、盆景、干果和其他林产品），必须持县级以上森林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的检疫证书。
凡没有取得上述证明、证书的，铁路、交通和邮政部门不得办理承运、邮寄手续。
第六章森林采伐更新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本地区年森林采伐量。
国家下达本省
的年森林采伐限额，由省人民政府逐级下达到市、县和国有林场。国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营的森林、林木，年森林采伐限额除铁路、县级以上公路的护路林、县级以上河道等水利工程防护林、城市和建制镇林木由省人民政府下达给其省级主管部门外，一律纳入所在县级人民政府控制的指标内。
第三十二条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对森林、林木采伐更新进行管理和监督。
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颁布森林采伐更新技术规程，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监督实施。
第三十三条需要采伐林木的，林木经营者必须向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按规定的批准权限，在本级人民政府控制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内办理批准文件。
办理林木采伐批准文件的权限如下：
（一）省和设区的市所属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二）县属国有林场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经营的国有林或者合营林，主伐和低产林分改造，年伐连片面积不足五十亩的，由设区的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五十亩以上的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抚育间伐，年伐连片面积不足一百亩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一百亩以上的由设区的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三）集体林、农村居民承包经营责任山（滩）和划归农村居民使用的自留山（滩）上的林木，其成片林的主伐和低产林分改造，以乡村林场、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单位，年伐面积不足一百亩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一百亩以上的由设区的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成片林的抚育间伐、农田林网的更新采伐，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四）速生丰产用材林、坑木、造纸原料专用林，有合同的按合同约定批准权限执行；没有合同约定的依照本款第（二）、第（三）项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省和设区的市所属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批准采伐文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他林的林木采伐，由所在地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批准采伐文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对采伐作业和迹地更新造林进行监督和检查。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滩）和个人承包责任山（滩）上的林木，可以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采伐零星竹子和不是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以及农村居民采伐房前屋后和自留地上自有的零星树木，不需申请采伐许可证。
遇有紧急抢险情况，必须就地采伐森林、林木的，可以免除申请，但事后由组织抢险的部门或者单位将采伐情况报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铁路、县级以上公路两侧的护路林、城市和建制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其主管部门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政处罚按《森林法》第三十九条和《实施条例》第三十八、三十九条规定执行。被责令补种树木者因故不能补种的，可以交纳造林费，由林业主管部门收取后代为补种。
第三十七条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情节严重的，可以处相当于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二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竹运输证、森林植物检疫证书的，分别依照《森林法》和《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处罚。
伪造、倒卖、转让陆生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允许进出口证书、狩猎证、驯养繁殖证的，依照国家《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违反森林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开垦、采掘、取土、砍柴、采种、采脂、采叶、放牧和其他行为，致使森林、林木遭受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毁林株数一至三倍的树木。
第四十条无证运输木竹及林产品的，除没收全部物品外，并处以相当于没收物品价款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运输上述物品的品种、规格、数量与运输证件记载不符的，没收其不符或者超过部分的物品。
对无运输证而承运上述物品的运输单位和个人，没收运费，并处运费一至三倍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育林费缴纳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缴纳育林费的，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征收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分，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决定并执行。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除规定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外，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决定。
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违反《森林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规定，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和林业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非法办理林业证件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六条本办法所指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和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零点二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第四十七条林区的划分由省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第四十八条城市市区的绿化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九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 文

题目：知识产权法典化可行性析


姓 名 陈 进


二00四 年 12 月 9 日



知识产权法典化可行性分析


内容摘要：学界有人提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倡议，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中国目前也存在知识产权法典化的一些条件,但由于其体系内存在许多重要的缺陷，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法典化 可行性
（一） 知识产权的概念
　　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关系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建设基石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知识产权的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是著名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这一学说被广泛传播，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对我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是对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一种翻译。对知识产权的概念，我国学术界各种观点和争论颇多。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范围说或列举说；第二，概括说；第三，无形财产体系说。所谓范围说与概括说分别从被研究对象的一翼入手、深入，范围说着重在知识产权所涵盖的范围上，让人们对知识产权都包括什么权利一目了然；概括说不满足于对知识产权范围中权利"帐单"的列举，试图把握和概括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有时又嫌有些牵强附会。无形财产体系说看到了人们对知识产权概念认识的不满足，力图作出新的概括，解决人们在认识中、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意义重大。但以无形财产体系的新的概括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不但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存在理解问题，而且在与国际交往中也会使国际同行产生某种程度的沟通困惑，还不如就说大家都懂的"INTELLECTUAL PROPER RIGHT"（知识产权）来得痛快。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三种主张，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很难就说它们那一种主张就是片面的。因此，在分析当今各类被通称为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应当首先着力把握被知识产权所保护众多对象的本质：既注意保护对象的整体本质，又要注意每一类保护对象与其它对象的本质差别；然后（或同时）掌握其整体和每类所保护的确切范围，并将其本质和范围两者结合起来，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知识产权的概念。
　　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一种"信息"，此种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不断被复制的这些载体，在市场上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其所蕴含的信息。此种信息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信息的属性是人类智力创造的一种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权益；而知识产权则正是此种知识财产和精神财富在法律上的体现。因此，根据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和国内知识产权法界定的保护范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智力创造的知识财产及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法律体现，是国家法律赋予智力创造主体并保障其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一种专有民事权利。其权利内容及范围，以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或公约和我国知识产权立法规定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为准。它是一种绝对权或对世权，任何人都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就违反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概念和条件
　　近几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扩张，改变了世界经济形态和发展进程。人类从传统的以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为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时代，开始走向了新兴的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第三次经济革命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一定经济基础，也必然要求有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保护新知识、新经济中蕴涵的先进生产力。正如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以及为满足社会生活需要而必须进行市场交易形成的债权要受到法律的确认一样，人类脑力劳动所获得的非物质知识形态产品等财富也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就是将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到一个法律角度，建立专门的法律或者在总法中确定细则来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知识创新，而知识产权制度正是从产权的角度，赋予创新的权利人以一定时期的独占权，从而回收创新的高额投入和收益，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为"知识"走向"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它极大地发挥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权利人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充分调动人们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同时知识经济注重对知识资源的占有、生产、利用和传播，而知识占有权利的确认、知识生产和流通秩序的维护和调整，以及对权利人专有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平衡，都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律的界定、规范和保护，从而保证最大限度的发挥"知识"的价值，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上述法律尚未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体系化，都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该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权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现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知知识产权法典化的一些条件。
　　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民法典，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已经完成或准备规定的立法例有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1992年荷兰民法典、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1995年越南民法典。其中，荷兰民法典原规定第9编为“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法含有许多行政法、刑法以及程序法的规范，考虑立法技术上的困难而被取消。[1] 此外，欧共体先后制定了统一商标法、专利法等，而不允许成员国进行补充和修订，作为欧共体成员的荷兰也就失去另行编纂的必要。[2] 俄罗斯民法典原规定第5编为“著作权和发明权”，没有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事实上，其“著作权和发明权”编至今未能完成，而专利权和商标权早已以特别法的方式颁布。作为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民法典”，未能完成世人关注的这一立法工作。从仅有的几部包含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未必是值得效仿的先例。这些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立法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其中，著作权法多为私法规范，采取整体编入未尝不可，而对于含有诸多公法规范的工业产权法来说，很难在立法技术层面做出妥善安排（如越南民法典）；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中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和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民法典）。
与上述法典化道路不同，法国寻求的是另外一种途径，即编纂专门法典。1992年，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是世界上知识产权领域的第一个专门法典。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首先，在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换言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该法典中文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3]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尽管如此，法国立法例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重视的。除法国外，据说荷兰目前也准备在民法典之外编纂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
　　知识产权制度法典化的上述两条途径对于中国的相关立法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目前，中国民法典草案正处于法条草拟、专家论证阶段，对知识产权制度作如何处理，当是不容回避之重大问题。民法典草案是否接纳知识产权制度，赞成派与反对派的意见各执一端。赞成派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专编规定知识产权，其理由是：国外已有民法典系统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中国民法通则（1986年）亦在“民事权利”中，专门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笔者与一些民法学者、知识产权学者反对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比较各国立法例，本人得出如下结论：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无知识产权编，凡是编入知识产权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
　 （三）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已具备的条件和利处
　　法典化的重要作用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判例法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则相反，比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并能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协调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整体上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它覆盖着社会所有领域，因而能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提供标准和方法。”[4]这种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典化有诸多好处，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出现的诸多弊病，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层级，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订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极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但是这种“规章调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规章的制订常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主导，很难像法典的制订那样，在制订时要照顾到全社会的利益。而如果构建知识产权法典，尽可能将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消除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从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订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另外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宜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由于法律规则过于抽象和原则，加之非常简略，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不仅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问题。
　　3、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且我国知识产权法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权法由国家版权局起草，专利法由中国专利局起草，商标法由国家商标局起草。这种条块分割的立法结构，显然不能顾及整个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逻辑性，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空白遗漏、重叠交叉，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建立知识产权法典的话，经过仔细的梳理和规划，部门利益被尽可能的忽略，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虑，上述凌乱不堪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4、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贯彻知识产权的私法理念虽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同时顾及公共利益，适当的公法规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识产权毕竟首先是私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现实中许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号、证明商标、域名等，在我国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公法的调整，这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性质不相协调。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有利于贯彻私权理念，帮助知识产权体系恢复其本性，实现系统的和谐性，从而保障权利人的利益。［５］
　　（四）知识产权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上述诸多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实上这种设计目前来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离法典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法典是人类法律理性思维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两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们将法典理解为“体现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概念体系进行的全面编撰，是具有确定性、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和谐统一体。”[6]因此，从规范技术上说，典型的法典应当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形式性无矛盾的原则性。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1、从保护对象的稳定性来看民法典的稳定性及系统性首先来自其保护对象的稳定性。传统民法典的财产权基本上是物权（债权只是物权的流转关系而已）。物权的财产对象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或称“有体物”。而这些财产对象的特征是非常统一的，它们都是有体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够公示对抗第三人。这种保护对象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则和制度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对象冲击得阵脚大乱。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互联网、域名、商业外观、商品特有名称、商业方法、集成电路、数据库等很多知识产权方兴未艾；此外，最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学等语词又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呈现。这使知识产权理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数据库、软件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却被著作权法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与知识产权一般须公开的特征相背离，民间文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却没有具体权利主体等等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的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对象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2、从内在逻辑统一性来看传统的民法典具有严格的逻辑统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护的财产对象与财产权主体的无逻辑矛盾的占有事实。如前所述，传统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具有相同的客体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时传统民法上的“人”，也是个性化的“特定人”。这样，传统民法的逻辑前提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个性化的人，对特定物的占有能够产生无逻辑矛盾的确权；对商品生产中产生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传统民法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正义”的答案。与此不同，知识产权的对象是知识产品，它具有主观性。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本上是基于对“创造性信息”的外部载体特征和内在价值属性的区分而设立的。基于此，创造者对于创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逻辑矛盾了，即个人对创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实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7]因此，以传统民法对形式理性的要求来看，知识产权内在规则就很难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内在逻辑统一性的体系很难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3、从话语体系的严整性来看，基于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传统民法设定了一系列精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物权被设定为绝对的对世权与对人权。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追溯力原则等等，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有效原则，相应的具体制度也设计地精巧而实用。而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所使用的语言缺乏理性的定义和限制。这些语言或者是行政机关习惯用语、技术专家的专业用语或一般规约性质的习惯用语或法律隐语。至今尚没有严格法律概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进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方法”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再比如，商标法保护的内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在营业活动中，用以标识产品来源、表彰自己身份、证明产品质量以及表明其它营业情况的识别性标记，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等多项内容。但仍被简称为涵义相对狭窄的“商标”，从而混淆视听（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营业标记，不无道理）。还有，商业秘密也不是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商业领域价值信息的法律俗语。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语言都缺乏严格的定义，其科学性也就很难保证了，更别提进行法典化了。
　　4、从财产保护原则的明晰性来看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的原则化、原则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学的保护原则是法典化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个争议的财产对象及其法律属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设立对该对象的统一保护原则。缺乏原则的体系难免出现内部矛盾，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体系有何以谈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则植根于传统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从来都有调整个别规则有效性、维护法律正当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的功能。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其保护原则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们知道随着其自身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调整的范围发展到了整个人类智力生活领域的创造成果。而这些创造成果的性质并不尽一致。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知识活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财产权；一类是为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而进行的知识活动，比如科学发现，不能被确认为私权。这两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确定个人对智力成果的独享权利，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享知识成果，这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念。[8]由于这些内在原因，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找到明晰而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的不同领域里，原则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专利领域甚至出现了阳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专利的可怕趋势。
　　5、从权利的性质来看传统民法典主要调整私权，在整个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治性。而知识产权却是公化私权，这直接导致了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的二重性。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9]这种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继续存在着，只会造成法典保护方式的矛盾与断裂。但倘若删除这些与私法规范唇齿相依的公法规范，知识产权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义又大为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典化也不可行。
　　从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财产保护原则，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当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总则编。而没有总则指导下的分则只会凌乱不堪，进而整个知识产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严密而自洽的话语体系，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
　　（五）结论
　　未来之路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目前来看不具现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确定上述的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诸多好处将只是人类的“南柯一梦”呢？笔者认为却也未必。综观人类历史，就是从混沌走向澄明的一个过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学理性思维及实践的结晶，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有一个酝酿、诞生及至后来瓜熟蒂落的过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梳理、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使其在调整社会生活时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足够充分时，再谈制定知识产权法典就水到渠成了。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但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员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现实中，知识产权法学在我国还是新兴的学科，许多基础的问题尚争论之中。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现，又给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论题。再加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多跟随国外的进展，所以关于知识产权的总论及法哲学研究还属欠缺。但关于总论及法哲学的研究却非常之重要，希望学界能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于知识产权体系的严密性、系统化必将益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