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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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与刑法是整个法律工程中的两个重要支柱，以民商法为主的民事法律属于私法范畴，主要是通过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平等法律关系的方式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冲突，具有平等性、赋权性、自愿性、等价性、同质救济性这些特点。以刑法为主的刑事法律则属于公法范畴，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刑事权，具有强制性、公权性、惩罚性等特点。但是，随着现代法律科学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的分水岭已经不是非常显然，直接表现是司法实践中两者相互借鉴，共同作用，比如将民事法律应用到刑事司法实践中去，就往往能起到很好的法律效果。
一、民事法律在反贪污贿赂实践中的应用
反贪污贿赂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主要是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进行，但是在具体的侦查工作当中，还是少不了民事法律的运用，比如财产的归属、主体的确定、民事关系的往来等等。举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犯罪嫌疑人孙某，原系中国某集团公司驻甲国营业部门的经理，给该集团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涉嫌贪污200万美金，并曾有一次将200万美金通过该集团公司在甲国的账户汇回国内（有证据证实）的事实，但该项资金在国内的去向不明。案发后，孙某从甲国逃往乙国，其妻子也随后去往乙国，孙某年事已高的父母亲仍在中国国内，孙某在国内有一定财产并已冻结。另经检察机关查明，孙某在中国国内某银行有一银行保管箱（200万美金是否在保管箱不确定），并委托其父母定期向银行缴纳管理费。检察机关在侦查中遇到以下阻力：1、孙某已逃往乙国无法到案；2、在检察机关搜查证的效力是否及于该银行保管箱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分歧，致使不能对该保管箱采取措施，无法查明保管箱内的东西；3、孙某父母对检察机关不予配合调查；4、对孙某在国内的财产由于无法院判决，除到期继续冻结外（且不能无限期继续冻结）不能采取其他强制措施；5、就孙某曾通过公司账户往国内汇过200万美金这一事实，由于缺乏其他证据证实，不能确定是否赃款，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上更有难度。至此，案件通过刑事法律的手段已很难得到圆满解决，国有资产被侵吞尚有难以补救之虞。这时候，民事法律的应用就可以发挥效果，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检察机关中止刑事程序；2、根据《公司法》第214条由该集团公司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要求孙某民事赔偿；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对孙某采取公告送达，经过六十天视为送达；4、若孙某不回国到庭参加诉讼，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0条之规定缺席审判；5、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书，该集团公司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孙某在国内的财产包括银行保管箱都可以是被执行对象；6、孙某在国外失去生活来源，国内财产被执行，加上年事已高的父母亲又在国内，很有可能归国到案；7、银行保管箱和孙某的财产被执行，可以为刑事案件的继续开展寻找新的突破口；8、即使孙某不回国投案，检察机关通过查办案件为国有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也同样起到了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民事法律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应用
毋庸置疑，打击职务犯罪要靠刑事法律，但是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和处理职务犯罪引起的问题却应当依靠整个法律工程。民商法与刑法是整个法律工程中的两个重要支柱，在有效预防和处理职务犯罪问题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地说，民商法对于预防和处理职务犯罪问题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提供确权和管理依据。在法律上明确财产的确定归属，即，某项财产究竟是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财产以及具体为谁所有或合法占有，这可以为判定是否发生了不合法的财产侵占、转移提供依据，也可以为事先明确财产管理责任，尤其是国有、集体财产的管理责任提供依据，由此堵住漏洞。其次，对于职务犯罪问题引起的后果，仅仅以刑事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对受害人的救济问题，有必要配合使用民事救济手段。例如，在贪污、挪用公款等情形，有关单位可以同时援用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制度通过提起损害赔偿（不仅仅是刑事上的追赃）来获得充分救济；在玩忽职守等渎职情形，单位可以通过民法上的内部人法定责任追究制度（一种法定之债）来获得损害赔偿。
1、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在国有资产领域，现在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明晰、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到位，所以，受侵吞、流失非常严重。我国市场也还没有普遍树立信用经济意识，某些地方和个人企图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间“大捞一把”、“吃好最后一顿晚餐”。通常，侵吞、流失国有资产的方式都比较隐蔽，很多情况下套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比如拍卖、出售资产、转让产权、管理层收购等等，有时还借用特别民事程序，例如破产、清算等等。这里面，由于不合法交易关系主要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而这些当事人一方往往为渎职人或侵吞人所在的国有资产占用单位，另一方往往为实际侵吞参与人，国家成了第三者，所以不容易暴露出来。《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4月7日版）登载了一个消息，最近财政部高级官员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控股公司运作高层论坛”上表态说，当前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国资限期转让、抛售甩卖成风的现象值得担忧，必须树立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信心，防止国有资产趁机流失。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国资转让中的问题已经有所警觉。通过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民事法律分析，我们就能得出一个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性结论：在建立一个信用的市场的同时，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可以杜绝出现真空和漏洞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关于国有公司资产重组的问题。国有公司在兼并、并购等资产重组的过程中，主要是在确定交易对象，进行资产清算和评估，确定交易价格和条件等环节容易出问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或流失。所以，根据民事法律对兼并、并购的理性判断，我们就可以把握对这些环节的管理和监督，避免发生内部人不当交易、虚假资产清算和评估、隐瞒资产、低价出售、高价购买等问题。进一步说，要做到对这些环节的良好监管，其前提是首先必须健全国有资产会计、财务管理制度、重要资产登记制度、重大交易的报告制度以及其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3、关于担保的问题。我国公司法第60条规定：“公司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公司法这一条规定是为了确保公司资本充实而设立的，同时也避免公司陷入不必要的风险。担保业务属于一种风险业务，需要进行风险核算，属于特种行业，一般的公司应该避免从事这种风险业务，尤其是避免从事没有收益的担保活动。这类条款属于禁止性的规定，违反之，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我国有关担保的司法解释规定，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外，即使无效，债务人和担保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以，公司因这类无效担保仍然可能承担巨大损失。现实生活中，许多国有企业卷入了此类担保，间接给国有资产带来损失。对于此类乱担保行为，分析清楚了其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当中，我们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办法，比如：从国资源头做起，健全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内部责任制度（至少应该属于渎职行为），规范国有公司董事、经理的行为，使其不仅明其责，而且也不敢越其权。
4、关于我国民法典的问题。正在起草中的我国民法典，在总结已有的民事法律制度和经验的基础上，为应对新时期我国民事生活的需要，将完成一次民事立法的编纂，预计在人格权、物权法、民事救济等制度领域会有新的突破。对于企业经营行为来说，民法典上的物权制度和交易制度将具有重要规范意义，可以明晰其产权确属和交易规则，过去很多模糊的甚至缺漏的产权问题和交易问题，将会在民法典中得到清楚地规定。从这个意义上，为职务犯罪预防当然也就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